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者密不可分，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如果说文学史偏向历史化，文学理论偏向哲学化，那么文学批评介于两者之间，是借助文学理论的武器，发挥个人的批评才华，对当时历史情景中的文学作品进行的审美阐释与价值判断。因此，文学批评既体现了历史的现场感，又体现了理论的思辨性。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论述”，本身包含了很强的“文学性”，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
从历史化的视角来看，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史建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新闻业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作“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大意是今日之新闻乃是明日之历史。模仿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初稿。对于文学史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场的参与，起到了促使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作用。正是文学批评所做的初步准备工作，才使文学史的书写变得相对简单和精确，从而促进了文学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
文学批评凸显文学创作的历史语境
“历史化”是近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是当代文学追求学科化和知识化的结果。与此同时，“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毫无疑问，近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正在努力突破文学的固有框架，不断地与社会和历史进行对话，而这正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化的表征。
文学史的研究，总是尝试在总体性的视野中观照文学，尽量去还原真实历史的现场。文学的历史，不仅有作家的参与，还有读者、批评家等其他人员的存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场域。在文学史的考察中，我们甚至会发现，那些边缘作家和作品的线索，我们常常是从当时批评家的文章中得知的。因此，要还原文学史全景，就必须重视当时当地的文学批评。恰如王尧在《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中所说，“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则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论述基础”。
文学批评之所以能构成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基础，那是因为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同时代性”和“现场感”。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对同时代文学状况的回应，体现了他们与文学现场的“贴身肉搏”，是用具体行动参与的文学实践，展演了文学认知的“具身性”（embodiment）。例如，新世纪以来，各种对于文学现象和创作思潮的命名都有批评家的身影，如“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等。可以说，正是批评家对文学现场的参与、发现与命名，提供了后续文学史写作的坚实基础。
文学作品并非孤立于时代，而是深深内嵌于时代、社会与历史语境中。相对于作家而言，批评家既是文学现场的参与者，又是文学创作的旁观者和评判者。文学批评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凸显了文学场域的动态性，体现了创作的历史语境。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起，构成了一幅真实、鲜活与完整的历史图景。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一方面要注重文学创作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批评家、批评论述和批评史，两者不可偏废。
文学知识需要进行循序渐进的积累
作家的创作，是将自我的生命经验作为养料进行的文学生产。批评家的论述，是以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为依托进行的批评实践。而到了文学史家这里，则更加“踵事增华”，是对文学历史总体情况的考察和讨论。
从作家的创作到批评家的评论，再到文学史家的总结，是不断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经过一个又一个阶段，文学知识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转化和提炼的工作，中间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消化、吞吐、重建”。
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处在作家和文学史家之间，是文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阶段。批评家身处时代的现场，就已经在进行优胜劣汰、披沙拣金的工作了。他们对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初步的筛选，去判断质量的高下和品质的优劣，并不断进行“经典化”的建构。后来的文学史家，正是在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参考同时代批评家的论述，在深度辨析的前提下作出自己的评判。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还原历史真实。文学史家会对作家和作品作出主次轻重的权衡，进而在论述上进行详略粗细的安排，甚至会规划写作篇幅的长短。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重要来源之一。从当时当地的文学批评到后来的文学史的构建，是一个文学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从特殊到普遍，从文学批评的个案到文学史的整合，文学史的写作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来自文学史研究者对作家创作和批评家论述的“消化、吞吐、重建”，而文学批评无疑对后面文学史的书写作出了重要贡献。
批评的价值判断影响文学史的写作
如果说文学创作更加依赖作家的感性和直觉，遵循的是想象力的逻辑，那么文学批评是对作家作品进行的讨论、品鉴和评判，遵循的是理性的逻辑。文学批评的写作是一个思辨展开的过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就不需要“直觉和感性”。与之相反，优秀的文学评论恰恰需要批评家主体意识的投入，需要内心燃烧的批评的激情。
批评文章的背后，其实站着的是批评家这个人。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脾气和风格。个体的差异会带来批评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情感的投入会影响他们对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批评家对同时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也会影响到后面文学史研究者的判断和书写。例如，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杂志上刊登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进行了十分精准与独到的批评，指出了张氏写作的优点和问题。这篇文章不仅影响了张爱玲后续的写作计划，也是后来文学史家研究张爱玲的重要的对话对象。此外，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是一篇发表于1980年的重要评论文章。谢冕依赖批评家的敏锐与洞察，旗帜鲜明地为当时新兴的“朦胧诗”辩护。而他当年勇敢的发声，为后来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判断的依据。
文学史研究者有自己的主体性、情感偏向和价值判断。但是，作为“后之来者”，文学史家的认知与判断很多来源于材料，并与材料进行对话。文学史的材料，既有文学作品本身，又有文学评论等周边文本，这些材料构成了文学史研究的文献基础。在时移世易之后，文学批评本身也被“历史化”了，批评家在当时当地的价值判断，成为了后来学者进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照，也会产生价值判断上的连锁效应。就此而言，文学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文学批评的影响，并在其强大的“影响的焦虑”下进行。
总而言之，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初稿，是文学史的重要准备。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它们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交叉、彼此促进的。事实上，很多评论大家、文学史研究大家，都兼顾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两方面的工作。文学批评让他们的写作充满了对文本的洞察且“笔锋常带感情”，而文学史研究凸显了他们历史的视野和学理的深度。他们的论述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结合的可能性。
（作者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