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长诗”自然是和“古代汉语长诗”相对应。尽管古代汉语长诗不多，却很有分量。大体上，屈原的《离骚》是抒情型长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叙述型长诗的代表作。唐代诗人中的李白继承的是抒情型长诗的传统，杜甫、白居易继承的是叙述型长诗传统。事实上，古代汉语长诗中还有一个沉思型传统，其源头是屈原的《天问》，这个传统在古代汉语长诗里只有张若虚等少数杰出的继承人。五四以来，诗人们陆续使用白话文创作长诗，形成了绵延至今的现代汉语长诗创作传统。所谓现代汉语长诗，就是用现代汉语创作的主题重大、诗意复杂、结构精密、篇幅较长的诗歌作品。

很显然，并非任何题材都可以写成长诗。长诗往往用于表达重大主题。何谓“重”？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何谓“大”？孔子说：“死生亦大矣。”由此可见，重大往往事关生死，而死亡的重大在于它是对生命的总结算。没有人能经历并书写自身的死亡，所以主题的重大往往源于他人之死。在这类诗中，他人之死往往成为诗人追忆的起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叙事、抒情与沉思。其次，诗人自身之生也可构成重大主题。这里的“自身之生”一般并非指寻常的生活，而是指紧要关头的生活事件或生命抉择，以及诗人所经历、所看到的重大事件。由于此时心情复杂，这类重大主题往往与复杂诗意纠缠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长诗实质上就是复杂的诗，并常以戏剧化的形式体现出来。

就此而言，长诗往往诞生于时代的提问，完成于诗人的回答。饶有意味的是，何其芳、北岛等诗人都曾用“回答”这个词写过诗。回答式的写作其实是对话的变体，属于单向对话，在动情时则接近于对象未必在场的倾诉。即使那些不以“回答”为题的诗，其实也可以视为对相关社会议题的回答。从这个角度说，那些不能发觉并回答时代之问，甚至不曾触及时代的长诗可能是浅薄的。不过，写这类长诗的难度在于，作者要将时代的突出问题融入个人的具体经验之中，通过个人写出特定的时代。而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便是能否塑造出鲜明的主人公形象，以及能否提炼出深刻揭示时代本质的意象。总之，个人与他人在特定时期的冲突或融合，构成了现代汉语长诗复杂诗意的基础。

与古代汉语长诗相似，现代汉语长诗同样可以分成抒情型长诗、叙述型长诗和沉思型长诗三类。举例来说，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是抒情型的长诗，全诗以凤凰死而复生的传说为结构提炼出毁灭旧“我”以更新自我、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主题。闻一多的《渔阳曲》是叙述型长诗，全诗以祢衡击鼓骂曹为主线，格式严整。全诗十三节，每节十三行，各节均先用五行从视觉角度叙述宴会上的场景，以长句为主，与宏大的场景对应；再用八句从听觉上描摹击鼓之声，以短句为主，与鼓声的节奏对应，形成视听交错的蒙太奇景观。穆旦的《隐现》等长诗是属于沉思型的，以对话的形式传达现实生活中的戏剧化冲突，并将深沉的思想融入诗中。

靠什么把诗意复杂且具有相当长度的诗句组织起来，这对诗人来说是个严峻的问题。衡量一首长诗在艺术上是否成功，主要是看其结构（严格来讲，当然还有思想、语言等等）。首先要看这首诗是否有清晰的结构，再看其结构是否严密，以使该诗成为一个容量丰富的整体，而不是松散的组合、随意的堆积。抒情型长诗往往借助某种主题性的感情构成反复出现的旋律，从而形成该诗的结构。不过，纯粹抒情的长诗容易空洞，依据“充实之谓美”的原则，我更看好那些以抒情为主线、将相关的叙事片段融合起来的作品。叙述型长诗则注重观察其叙述线条是否灵动，表达效果是否突出。相对来说，沉思型长诗的写作似乎更难，我认可的方式是将沉思融入景物描绘、事件叙述之中，以形成巧妙的象征和寓意关系，尽量避免枯燥的直接议论。由此可见，现代汉语长诗的复杂并不只是诗意的，也是诗艺的，这就必然要求长诗作者针对不同题材和主题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以特定的结构统领全诗。

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诗人介入长诗写作，也有越来越多的刊物设置长诗栏目。丰富、复杂的时代生活，召唤诗人们在继承优秀诗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推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史诗。

［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本文为常德市宣传部项目“新诗百年研究”（D03148）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