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从上世纪末以来，乡贤文学文化研究渐为人关注，相关成果不断出现。赵普光等编著的《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中国现代文学中乡贤文化文献叙录与编年纪事》（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3年12月版）就是其中的一种。

《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将乡贤问题放置于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框架之内，关注乡贤这一群体的文化属性。作者对乡贤问题有着文化上的自觉意识，试图回到百年中国新文学与文化的现场，捡拾那些为文学史叙述所舍弃而零落的碎片，将其拼接为社会与文化转轨时期乡贤文化境遇的全貌。全书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三部分。其中，上编为“文学文献叙录”，从百年新文学作品中选取各类有代表性的乡贤叙事，以乡贤的文学境遇为思考原点。中编为“研究文献叙录”，涵括了乡贤叙事的文学评论与乡贤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梳理出前人研究乡贤的文化理路。下编为“编年纪事”，通过对1898年至今关涉乡贤的重大历史、文化、文学事件进行编年，为乡贤文化境遇的历史性阐释提供更为立体开阔的时代空间。

这样看来，《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体现了一种“以史料为方法”的编撰理念。乡土文学自有其复杂性，近百年来的创作与研究浩如烟海，且总是与乡土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时代肌理相连。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历程不过百余年，人们与乡土社会仍有着深刻的情感牵绊，创作者与研究者对乡土社会的指认与描述也总是叠加着多种多样的情感因素。因此，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乡土文学现场中寻得一条研究通路，以回应文学与文化的转折，观照乡土世界的现实情境，并与人们心中的“乡愁”对话，就成为诸多研究者的共同渴求。在近十余年内，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乡贤这一群体在近现代历史转折中的境遇，从而为乡土文学找到新的研究支点，并尝试以乡贤研究为契机弥合不同文学史观点之间的裂隙。在这些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从乡贤群体的文学的、文化的、社会的多重属性出发，尝试建立一个宏大又立体的“乡绅乡贤谱系”，将乡贤文化转型时刻的乡土文学、乡土社会情境纳入其中。因此，全书不仅仅是就乡贤谈乡贤，而是为乡贤提供了广阔却又详尽的时代注脚，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

史料的丰富性是编撰的前提，是文献学的基础。《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的细节之中贯穿着编撰者处理史料的思考。书中选取的文学作品非常丰富，有《动摇》《为奴隶的母亲》等文学史中的名篇，也有很多文学史中并不习见的作品，编撰者侧重于从乡贤文化的视角出发对作品进行颇具“陌生化”的阐释，还原乡贤的立体形象，进而探寻文本更丰富的时代意涵。在研究文献的选取上，该书通过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打造出多维立体的研究空间。比如，精心选取了乡贤群体转型、分化重大历史节点的相关社会学文献。在20世纪30年代的部分，则将经济危机、农业恐慌、农村社会性质论争的相关文献引入，避免将乡土社会和乡贤进行抽象化的形塑，而是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大视野下对乡土社会所遭受的冲击进行审视，乡贤自然也是内在于乡土社会困境的人。可见，《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在史料的选取上，采取了宏观与微观双重视野相结合的方式。

以史料为方法，而非为史料而史料，《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的终极指向仍然是具体问题与现实关怀。该书旨在以乡贤作为百余年来中国中西之间、古今之变的观察窗口，因为乡贤游走于城乡之际，表征着斯文衍变。作者将乡贤视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文化主体，在书中将乡贤群体分化演变的过程，还原到近现代社会广阔而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去。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乡贤作为文化主体的意义问题仍然十分重要。因此，全书并不满足于材料的搜集，而是启迪读者向时代的纵深追索出文化与历史的思考，从而对今日乡贤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回应。在城市化与工业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乡村振兴的步伐也日渐加快，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这需要人才的引领。人才不仅能助力乡土社会的经济发展，更是乡土文化与礼俗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定力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乡贤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个维度上而言，《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的意义就不只是对乡贤文献进行整理与汇编，而是让我们以一种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乡贤文化的古今演变和发展可能。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暨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