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赫楠
海飞的小说是容易辨认的，其辨识度一方面来自其行文风格，他一直操持着一种纯粹又迷人的文字气息，那个略带南方口音具有高识别度的叙事声音，不动声色的娓娓道来里又分明缠绕着忐忑、慷慨和悲悯，甚至还浮动着一丝与谍战情节之激烈残酷相错位的舒缓与抒情，比如文本中叙述具体时间地点的句子，一般都不会直接简单交代，总会前缀很多“非必要”形容词，这带给读者一种感觉，在那么紧张的场域和氛围下，作者以及视角人物还偷闲在凝视和感受周遭。当然，海飞谍战小说的辨识度除了行文中叙事的独特腔调，更大程度上来自他对谍海沉浮中人性深度和张力的探索与表现。谍战题材的特工角色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给定性的，比如《黎明之前》的水手、《伪装者》的明楼、《麻雀》的宰相、《悬崖之上》的张宪臣、《刀尖》中的莫愁湖等，他们一出场就是信仰坚定、身手矫捷、神机妙算的高手，总能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深谙潜伏之道。另一种就是成长性的，比如《伪装者》中的明台，他们的信仰与能力建构贯穿整部小说的叙事。而海飞塑造人物和叙事的着力点，他写得最有耐心、最成功的正是那些糊里糊涂、阴错阳差开始潜伏生涯的角色，《麻雀》中的徐碧城、《惊蛰》中的陈山，以及《大世界》中陈昆小组的诸多成员们。
《大世界》中，海飞把对这种成长性特工的偏爱进一步放大，主角朱三（潜伏身份陈昆），以及执行任务过程当中依次出现的那些角色，都是如此。朱三伪装成陈昆的故事，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人如何扮演好另一个人，海飞在创作谈中就说“这个小说要讲的，是一个人需要经历多少，才能真正成为另一个人”。而朱三扮演陈昆的逐渐投入过程，就是人物作为特工、作为革命者在信仰、能力等方面的成长过程。在扮演陈昆之前，朱三一直以魔术师的身份潜伏，小说中有一段写到“这三年时光里，没人和他接触，没有接到过任何任务，这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变戏法的”。因此，在接到任务之后，朱三最初的反应不是兴奋和决然地“上岗”，而是有点迟疑、忐忑甚至想抗拒，书中写道“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每天就像是走钢丝，与其胆战心惊如履薄冰，还不如干脆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扮演陈昆的九年时间里，朱三必须说服自己，对陈昆的一切照单全收，但这也是对自己的压抑和舍弃。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朱三以陈昆之名潜伏进敌营之后，某次聚餐时当牛排端上来的时候，他却特别想吃一碗缸鸭狗，一种地道的宁波小吃、此刻的朱三必须在最细微但也是最难以改变的饮食口味上使劲压下“朱三”而强作“陈昆”。与这个细节构成呼应的，是后文中朱三自己的父亲、孩子和妻子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从食物口味之小到至亲生命之大。而伴随这种巨大的隐忍和悲痛的，是朱三作为革命者的成长。《大世界》中的其他人物，老路、小蜻蜓、潘水，还有因为要为妻子报仇而加入革命的严守家，作者都在刻意塑造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们在革命事业当中，仍然有对自己生活的小打算、小期待。小说中有大量宁波风土人情的描绘，这种描绘正是基于那些身为特工的人物的普通人视角，他们在革命、斗争，也在生活和活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塑造群像也是这小说的风格之一”，但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在关键时刻，他们都克服了普通人的恐惧和怯懦，舍弃了普通人对安稳人生的本能眷恋，为执行任务、坚守机密而做出了牺牲。由此，这部小说也真正实现了海飞自己所期待的“一个复合的、多种情感与人生纠结的小说”。
《麻雀》里的徐碧城为了寻找爱人而主动深入敌营，《惊蛰》中的陈山为了救自己的妹妹而被迫成为伪装者，《大世界》中的潜伏者们在革命的同时，各自怀揣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的愿景，这些特工菜鸟，还有“废柴特工小组”，他们可能都是为了个人目的卷进时代风云，这个出发点是可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最正常的人性舒展和人情表达。而在残酷的战斗中，经历了许多、目睹了许多，那些残忍、荒诞警醒了他们，那些牺牲、无畏感染着他们，家国情怀与革命意志被具体的环境和战斗渐渐唤醒，信仰也逐渐明晰。这样的角色塑造，恰恰最真实地呈现出战争年代一个个普通人，他们的内心成长与信仰构建过程，无论是出身下只角混在上海滩的包打听、来自上流社会的知识女青年还是如《大世界》中朱三、小蜻蜓、老路这样最普通的小人物，这样的人设，是合乎生活逻辑和文本逻辑的，他们最终的政治立场和人生信仰的选择，才更有叙事说服力与合理性。
作为近些年充分类型化、经典化的叙事题材，谍战，一直持续引发着文学界和大众文艺的双重瞩目。而当海飞这位当下非常高产的谍战小说“专业户”又有新作品出版的时候，我对这部《大世界》的期待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对优秀谍战小说的期待，在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冲突、烧脑的悬疑设置甚至人情人性上的探寻等之外，这一次，我感兴趣的是，《大世界》有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比如谍战“新人”，比如对“谍战”更深层次的认知与理解。所谓高度类型化和经典化，其实就必然包含着固定的人物套路和情节模式，但对模式和套路的突破，又永远成为创作和阅读的期待。李敬泽谈及麦家小说时曾说过，谍战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背景下开辟了一个新的对人的想象向度，不是日常生活里那个“欲望”的人，而是极端情况下那个“意志”的人。这是对谍战题材创作非常精准的评价。作为一名潜伏在敌营的伪装者，真实身份与伪装身份之间的巨大分裂，一个自然人的正常情感建构与流露与特工的立场和职业诉求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我是谁”之身份的迷失与确认……对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实在是巨大的折磨和考验。这类题材作品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有效地实现一个谍战故事的可信性与说服力？如何去想象和感受那些远在我们当下生活图景和生命经验之外的现实疑难与精神困境，如何把它变成自己贴身切骨的一部分，再淋漓地表达和传递给观众。这也是谍战故事必须解决的底层逻辑问题。谍战题材最大的正面精神价值正源于此，除了精彩重现战争年代的风雨飘摇和百转千回，更要走近彼时彼地那些人物的内心，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痛苦与精神煎熬，以及抵御这些痛苦煎熬的灵魂力量。谍战题材最深层次的魅力所在，也许就是在惊心动魄之中向我们展示那个“意志”的人，这个人是我们这些侧身在外的读者和观众基于自己当下的经验和经历难以代入和共情的，所以他们是传奇；而作者一方面渲染强调着人物与我们日常的距离和差异，一方面却也在努力试图开辟一些路径，让我们能够从某些共通之处去感受和体会他们——所有传奇的张力，大抵如此，那么近，又那么远。
当我们看过许许多多个谍战故事之后，我们期待的是那种既在经典模式之中又出乎套路之外的。观众和读者最想看到的，其实就是“熟悉的陌生人”，人们的审美期待永远都是要在凡俗人生中窥得传奇，而在传奇中又要能时不时共情到人性与人情上的普遍性。而《大世界》在这个角度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在重现革命往事、勾勒特工群像的过程中更实现了对谍战小说叙事套路和人物模式的一次突破。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