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描绘了这样一个“新天使”，他背对着未来，面向堆积着残骸的过去，想要暂停下来修补世界，却被一场名为“进步”的风暴不可遏止地吹向天空。对于本雅明来说，“当下”是这场风暴灾难停止的时刻，也就是新天使悬停的时刻，历史地叙述，就是在这样一个悬停的时刻捕获那些不断再次闪现的“过去”的遗迹，由此过去的时代与此刻的时代共同形成了一组历史的星云。
作家们似乎也在寻找并描绘着属于他们的“新天使”悬停时刻。庞羽的《数大象》（《作家》2024年第3期）就在当下这个时刻，不断捕获着涌现出来的记忆。作为小说关键意象的“大象”，尤其是“奔跑的大象”，在此刻与回忆交叉出现，使得小说的主人公刘珍不断虎跃般扎入过去。于是，不仅仅刘珍和范明的个人成长史关键时刻被一再召唤出来，中国与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同样被召唤了出来。小说中隐晦地提示着，刘珍母亲翁虹的改嫁与中国90年代经济爆发式增长带来的剧变之间的关联。更加明显的，是范明父亲死于“911”事件。由此，个人成长史获得了一种历史性叙述的可能，当下的那个叙述主体（《数大象》中主要是刘珍与范明）也不再是一个空洞化的主体，而是被成功锚定在了历史之中。
重新开始写小说的费多似乎也在操持着这种方法，他的《底片》（《芳草》2024年第2期）写女摄影师苏亚前往北方寻找父亲认识的一个女人。父亲留下的底片与日记成为行动的根源，也正是在对“过去”的追查中，苏亚完成了对父亲与自我的重塑。与此同时，费多的这篇小说也提示读者，很多时候，“过去/当下”的结构在小说中往往会被安置为“父母/孩子”这组关系的隐喻。费多的《到底开了多少公里》（《收获》2024年第2期）就讲述了一个到西北戈壁寻找父亲的中年男人，在对父亲的不断追忆中，他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叙述。从这个方面看，董夏青青发表在《芳草》的中篇小说《停云霭霭》最具代表性。在这篇小说中，董夏青青通过利文和丛绘两位“子一辈”的叙述，完成了对两位母亲一生的叙述。由“子一辈”所捕获并讲述的“过去”，在事实上也完成了“子一辈”复杂自我的阐释。正像小说中丛绘得知母亲的病只是误诊之后的发疯，他把自己灌醉，然后在给利文的电话里不断重复着“我想她了”。这是一个复杂个体完成自我叙述的时刻，而这恰恰依靠的，是对上一代人的召唤方式。
科幻写作者找到的“新天使”悬停时刻，总会比其他人更加遥远。在《天涯》第2期刊发的“科幻特辑”中，三位科幻作家不约而同地在未来征召了更为“古老”的过去，他们要用未来的悬停时刻来比喻“当下”。我愿意将这样的方式称为“未来考古学”，它将自己投身于一个未来时刻，回过头来勘探“过去”，这个“过去”就包含着作者把自己投身未来的“现在”，以此，他完成了对他所处时代的终极描绘，就像梁宝星的《北方来客》在世界末日复活了宋代苏轼在海岛上的学生。殷继兴的《神经禅》与《北方来客》不同，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召唤古老世界，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尤其是一种“悟道”的禅学方法，却作为了古老世界的一种象征。同时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各种科幻元素（元宇宙、赛博格、人工智能等）充斥的县城世界，尤其是作者丝毫不吝啬于挪用今天这个时代关于建设与发展的话语系统。有趣的是，《神经禅》并没有其他“县城科幻”那样强烈的怀旧感，或许奥秘就在于未来之物试图取代的东西，在今天早已没多少人虔诚地相信了。从这种“未来考古学”的方法看，黄平的《我，机器人》同时拥有前两篇小说的特征，它既通过“四大名著”直接复活了古老世界，又通过安置现行学术话语系统来完成对未来的建设。它所提出的问题，大约也是今天多数人面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时会不自觉疑虑的：人和机器的差别究竟在何处？
面对黄平的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提出反问，人为什么就非得和机器有差别呢？很多时候，我们恰恰会把自己视作是机器人，就像庞羽《百分之七十的申小颖》（《芳草》2024年第3期）的开头，刘珍把自己、自己的母亲和孩子都视作机器人，连宥予《遥远的终结》（《上海文学》2024年第3期）中，一个杀手也要说，“我怀疑人是一种机器，有无所不能的那种人，不是人，像神那样的东西，把人造出来。”正因如此，或许人和机器之间的主体性差别究竟在何处只是一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我，机器人》里诸葛亮被问到的问题，假如我们就是机器，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系统生存。这个问题在黄平的科幻小说中，或许会滑向关于命运的神秘主义，或者变成形而上的哲学追问。相较于黄平，苗炜后退了一步，他的《主人翁》直接讨论了系统中的人这样一个问题。在苗炜的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帮助警察王自在发现治安异常的“主人翁系统”，另一个则是可以诊断疾病、预测死亡时间的“大宗师系统”。有趣的是，这两个强大系统带来的绝对可控的现代生活，反而给王自在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现代生存焦虑，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对“主人翁系统”的警报置之不理，不该追查刘香芬帮他人安乐死的案件。但正像小说最后所宣判的，他永远不可能置之不理。这就是大数据模型赋予所有人的现代生活，它最终会完成对所有人行为方式的训练。是的，不是人类在训练它们，而是它们训练了人类。
有趣的是，在苗炜对“系统时代”抱有悲观预测的同时，邵栋却写了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他在《示巴的儿女们》（《上海文学》2024年第4期）中复述了一段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情节，正如被复述的这个故事，这个关于复仇的故事似乎发生在90年代更具说服力。不过，创意写作专业、网约司机、新能源车等符号都在宣称这是一个属于当下的故事。或许邵栋在这个人早已时时刻刻都被暴露的时代，仍然迷恋着一种叵测的叙事，仍然相信在心灵之外的具象世界存在神秘的回旋之地。那个女司机，就像是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中特拉维斯的化身。这种神秘叵测的叙事，在其他写作者笔下还是更多与心灵世界相关，总是展现为梦境、疯癫与忧郁症，比如朱个的《小吃街》（《上海文学》2024年第3期）、程皎旸的《狂夏夜游》（《天涯》2024年第2期）和王薇的《欲望模型》（《上海文学》2024年第4期）。阿乙则直接选择了叙述实验，在《X宾馆》（《收获》2024年第2期）这个实验文本里，不仅仅“我”在空间上分裂为了无数种尚未勘探的可能，而且在时间上也有陷入无限循环的危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琳发表于《收获》的《支离的席勒》或许是最令人着迷的文本。这个关于欧洲留学生活的中篇小说，并没有太多操弄心灵装置或者叙述试验，只是讲述了两个支离破碎的人，席勒与阮如安。尤其是阮如安，这个在小说中主要通过他人转述与社交媒体完成构建的女人，直到小说的结尾仍像是一个由碎玻璃拼贴出的不完整模型，充满了神秘和令人心碎的魅力。小说的结尾说，“我可能永远对任何事都不会了解太多”，或许这种关于“不可知”的残缺的展览，正是小说动人力量的根本来源。电影《大佛普拉斯》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飞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这句台词此刻反倒变成了一种赞美，这个所有人都如此狂热、迫不及待地涌入人工智能无所不知的未来的年代，文学仍在寻找“新天使”悬停的时刻，并相信仍然有“不可知”的可能，它有着无穷魔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