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历来都是创作实绩最为丰厚的文学流脉。诚如费孝通《乡土中国》里高屋建瓴的论断，“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的乡土社会都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血脉相连，相应地，乡土文学亦成为了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创作主潮。在前现代时期，乡土承载着中国文士最梦幻的田园记忆、最甜美的乌托邦梦想。随着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以及城乡格局的调整，它又见证了城市异乡者们哀矜的乡愁，抑或对于明日乡土命运的殷切期盼。某种程度而言，乡土与中国同频共振，民族国家历史中最隐秘的疼痛与最强韧的精神底色，无一不镌刻在乡土文学的谱系之中。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乡土文学亦不例外。经由鲁迅、沈从文等作家所开创的乡土文学流脉，在历经了百余年的衍变后，已然呈现出海纳百川般的宽广与深沉之姿。面对这份丰赡的文学遗产，以及日新月异的乡土社会现实，如何立足于全新的语境、强化对新山乡巨变的表现，并且在乡土文学的“变量”与“常量”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综合的平衡，是亟待新乡土文学解答的关键命题。
当周立波写下《山乡巨变》时，意在展现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以及农村的全新面貌。时移世易，面对新山乡巨变的时代内涵，乡土文学所处的社会语境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主要包括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及乡村振兴工作的持续深化等等。虽然中国的乡土社会形成了某种“超稳定结构”，但它一直经受着各式各样的新挑战，是否能够真切地立足于此时此地、创造出属于我们时代的乡土文学，是极其考验作家写作技巧以及真诚度的事业。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仰赖于先辈们的观察视角以及刺穿问题的路径，而应该在瞬息万变的经验之流中即时地捕获到隶属于当下的真实。
如果说，沈从文创作《长河》时所处理的“变量”，是现代文明的骤然闯入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孙犁写作《荷花淀》时遭遇的“变量”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时面临的“新变”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一对青年男女想要挣脱封建枷锁、争取婚恋自由的心愿，那么，当下的乡土作家所面对的，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乡土社会。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胜利，乡村的物质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今绝大部分的中国乡村，已无须遭受刘恒的新写实小说中曾揭露过的那种极端骇人的、一穷二白式的匮乏。因此，比起沿袭往日乡土文学中对于苦难的写法，更紧迫的任务是深刻地表现当下乡土社会的现实，也就是说，时刻保持对中国乡村的动态关注，尤其是对具体乡村而非抽象乡土命运的关注，这是新乡土文学的生命力之源。在这一点上，不少作品业已交出了别出心裁的答卷，譬如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聚焦于青海藏族牧区的建设者们以及当地的民众，关仁山的《白洋淀上》着眼于雄安新区的巨变，以及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围绕着武陵山腹地紫云镇的脱贫历程展开叙述等等。上述作品的共同特征，恰恰在于对具体地域乡土生态的关切。
此外，乡村振兴必然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诸如选调生、驻村第一书记等外部力量，但它解决人口外流以及乡村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的真正希望，可能更多地来源于乡村的内部，或者说主要依靠的是乡村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比起哀叹田园牧歌的远逝，新乡土文学的焦点应该放置在挖掘乡村“新人”身上，这些“新人”不同于辗转于城乡之间的迁徙者，而是能够切身地投入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在乡者”。相应地，在书写基调上，传统文人的感伤情调或许亦不再适用于当下的乡土文学。在塑造乡村“新人”、发掘“在乡者”之于乡村振兴事业的潜能上，王松的小说《热雪》进行了探索。小说中的“返乡者”肖圆圆放弃出国留学、毅然回到赵家坳，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现代农业科技产业链的建设。在她身上，我们体会到的不再是远行游子式的哀愁，而是掌握了现代科技的“返乡者”坚毅的执行力和创造力。肖圆圆这一“返乡者”形象丰富了既有的乡村人物图谱，也预示了乡土文学在人物塑造方面大有可为的努力方向。
一言以蔽之，在新山乡巨变的语境之下，新乡土文学应当扎根于“此时”“此地”，保持对时代“变量”的敏锐追踪。在悠远的牧歌以及严峻的挽歌之外，新乡土文学必须精确地找到自身的音准，它以真实为前提，以未来而非怀旧的过去为导向。
不过，虽然如今的乡土文学面临着上述多重“变量”，但倘若想要推出历久弥新的精品，则仍需要作家在人性与审美等文学的“常量”上苦心经营。优秀的文学不仅能够深入地反映乃至介入社会现实，更能够飞越时光的阻隔，给予一代代读者持久的艺术滋养。肉身易逝，但关于爱与美的艺术永存，它超越易朽的肉体与有限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凝聚成人类美与智慧的晶体。因此，当下的乡土文学写作者除了保持对乡村现实的动态关注以及培育敏锐的观察能力之外，更应当持续关注人性与审美等文学的“常量”。唯有在文学的“常”与“变”之间达成一种和谐与均齐的效果，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淬炼的作品。
如何在文学的“常”与“变”之间实现一种辩证的平衡？关于这一点，新乡土文学或许可以从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中汲取某些可贵的经验。孙犁曾表示：“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孙犁所处理的革命题材虽然是宏大的，但他用一种具体而微的笔触，生动地展示了战争时期白洋淀人民的真实生存状况，其中民族国家的意志与个人的意志实现了高度的统一。这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方式并没有损害革命题材本身的宏伟性，反倒使之显得更为生活化、更具可信度。因此，时代诉求与个人心曲在孙犁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孙犁一方面像匠人般精心雕琢着自己的语言，另一方面又对人性之美、人伦之美有着极强的体悟及描摹能力。在表现“革命”主题上，孙犁实现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书写的两结合。这使得孙犁的作品克服了同类作品可能会有的空疏、模式化等弊病，扎实的细节描写让孙犁的抗战小说出落得有血有肉。在孙犁的作品里，个人、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福祉是一体的，它出色地展现了抗战主题，同时又具备高超的文学技巧，这使得其既具有即时的现实效应，又拥有了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尽管孙犁生活的年月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处理“瞬时”与“永恒”、“常”与“变”的关系上，孙犁的作品或许仍是新乡土文学最合适的参照系。当下的乡土文学同样需要处理较为宏大的题材，如何吸取前辈的宝贵经验，兼顾作品的文学性与社会效益，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别出机杼的作品，是每个乡土作家面临的共同命题。虽然新乡土文学所处理的现实经验前所未有，但语言与人性仍然是衡量文学价值的重要准则。应当像孙犁一样，如同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爱护语言。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把乡土文学中的人物还原成交缠着爱恨嗔痴的真实的人，并且怀着不可遏制的爱意和悲悯，与新时代的乡土大地同喜同悲、同恨同爱。唯有做到这几点，新乡土文学才能克服先辈们“影响的焦虑”，继而在百年乡土文学的恢宏版图上开辟出自身的疆域。
总的来说，目前新乡土文学方兴未艾，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雪山大地》《莫道君行早》《花灯调》《热雪》《芬芳》等一系列长篇巨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围绕着不同的地域展开了对新山乡巨变图景的描绘，并刻画出了一众鲜活的乡村新人形象。乡土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都经历着深远的变革，对于如今的乡土作家而言，立足于“此时”“此地”，以“常”应“变”，创造出兼具时代性与永恒价值的乡土文学，既是一桩充满诱惑力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