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既是中国乡土文学最初的开辟者与实践者，同时也是“乡土文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在他的认识中，乡土文学是远离故土者书写于都市的侨寓文学，因而隐现着乡愁；在他的笔下，故乡又成为归乡知识分子眼中需要被启蒙的所在。其共通之处在于，无论是哀其不幸的忆旧，还是怒其不争的批判，都鲜明地显现出城/乡二元视角。而这一视角来源于其时世界性的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所要努力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缩小而非固化或扩大城乡差距。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由城乡统一走到城乡分离乃至对立，但最终必将走向城乡融合。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从城乡分立向城乡融合转型的过程之中。党的十九大与二十大报告均明确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目标。打破二元对立格局，优化、重塑城乡关系，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努力的方向。面对“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重要变革，新时代乡土文学能否表现这一新现实？作家又如何书写这一新现实呢？
城乡空间的打开，要求乡土文学扩大作品的题材范围。一个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内涵在变化，“乡土”的外延也在更新。丁帆将乡土小说的边界，由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乡镇，扩展到小城镇，再到新世纪“都市里的村庄”。乡土文学正将触角慢慢深入城市。城乡的边界，无论是在社会还是文学层面上都已经改变，由壁垒森严到参差交错，尤其在城乡融合政策的催动下更处于不断淡化弥合之中。这里值得关注的有城乡的交界地区，如乡镇、城镇，正体现了城乡的毗邻性质与融合可能。在乡土文学将小城镇纳入范畴的同时，国家层面则将“城市化”追求调整为“城镇化”道路。费孝通先生就将自己后半生的目光由“乡土中国”转投向了“小城镇”。作为城乡的纽带，“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这是小城镇的独特位置。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书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处在城乡交界的“华舍镇”，代表了新世纪初对“小鲍庄”和“上海弄堂”之间新天地的探索。但小说虽落脚在城镇，却隐含了一条“乡村—城镇—城市”的单线程。实际上在现今的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才是常态，现实中的许多“离乡者”已经成为“城乡两栖者”。面对这种新城乡关系下的空间拓展与人口流动，单纯照搬传统乡土文学的书写模式，显然不足够。无论是安土重迁与锐意改革之间父子冲突式的套路，还是“离乡—返乡—再离乡”这一觉醒式的写法，乃至立意在表现城乡冲突的对“都市里的异乡人”的关注，都与当下乃至未来的乡土现实产生着越来越大的距离。如同两张车票，几日假期，便可往返城乡，乡土文学首先需要打破的是时空自限。
城乡语言的融通，要求乡土文学反映最新的语言现象。乡土文学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其根本是对语言的运用。这在显性上呈现为文本的叙述话语、人物的言语行为等，但在潜层上更要求作家对于真实的语言问题有足够的敏感与重视。方言土语的使用，一直是乡土文学的突出特色，既来自其书写对象的客观特征，同时也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土气息泥滋味”，不足以使人物活灵活现。“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乡音本就有着身份识别的功能，大至中国内外，小至城乡之间。如阿Q之鄙薄城里人，竟将未庄的“长凳”呼为“条凳”，这是传统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捍卫者在本能地抵制外来冲击。一般认为，人群的迁徙与区域的分明造成了语言的分化，但随着空间的联通与人口的流动，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自然也将有所变化。乔叶的《宝水》就展现了这种城乡乃至乡乡之间语言的接触和碰撞。主人公青萍，两三岁时从象城到福田庄生活，之后回到象城读书、工作，内退后又去到与老家同县的宝水村定居。她一生交织了多种身份，是乡村留守儿童，也是城市知识分子，是农村出身意义上的老乡，同时也是来自城市的“外路人”，既是离乡人也是返乡人。故事中的青萍经历了三重成长，并皆以语言为界。第一阶段，幼时在农村，因叫叔叔为“叔叔”而非“叔”成为村人谈资，被认为“撇洋腔”；回城读书后，则因蹦出方言“怪卓哩”被同学嘲笑，发奋练习普通话。第二阶段，初到宝水村，既有因听到家乡土话“卓”的默默一笑，也有不得不依靠他人帮忙解释一些词的困境。第三阶段，拾回福田庄的语言底子，开始对宝水村的土话驾轻就熟，说得自如，村人也爱听。这体现了标准语和方言在相互接触中，由冲突到隔阂再到融通的过程，实际上也象征着城乡逐步走向融合的历程。
城乡情感的联系，要求乡土文学关切民众的精神动态。尽管乡村与城市在自然地理、社会分工、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但两者在情感与精神上有着极大的相通性。因为，城市本就孕育于乡村。如刘易斯·芒福德在探讨城市的起源时，在生产力剩余这一物质前提外，更看重乡村为城市乃至人类发展提供的道德基础：“村庄的秩序和稳定性，连同它母亲般的保护作用和安适感，以及它同各种自然力的统一性，后来都流传给了城市。”村庄的爱抚养育职能乃至具体的饮食祭祀习俗，在城市中延续，其珍视劳动、强调民主、注重协作的精神，更在城市中发扬。传统之“物”的消逝是必然的，这不限于乡村还是城市，但物质之上所承载的精神情感却是可以承续传递的。一个有趣的巧合是，乔叶的《宝水》和杨志军的《最后的农民工》作为近年关注城乡关系的新作，都设计了兴建纪念馆的情节，不过一为乡村历史馆，一为城市记忆岛。城乡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一同感受着更新换代的阵痛，有着追新与忆旧的踟蹰，从而酝酿着共通的情感。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活变迁之外，书写农民深层的精神情感同样重要。事实上，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与通信传媒技术的进步，当下的城乡之间因接收信息的同频，在言论、思想上产生着普遍的共振。市民与村民追逐一样的热点，刷着相似的视频，表达类同的观点。海量的讯息裹挟着背后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借助网络无孔不入，早已突破了城乡的地理界限。而这理应唤起乡土文学写作者新的关注与反思。
需要反问的是，强调融合，是否会取消乡土文学的独特性？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是伴随都市繁荣和工业文明而诞生的，往往成为城市批判自我的乌托邦。当然，乡村也需要借助城市来返身认识自己，实际上建构的是一种由外部获得的相对自我。雷蒙·威廉斯就根据英国文学与社会现实，总结批判了田园怀旧主义与城市进步主义，二者始终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城市一端。与之不同，中国的乡土文学大多坚定地走向了广阔的乡村与土地。沈从文或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或寻根文学，无论风格是抒情的还是写实的，手法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均主动打破城市凝视而立足乡土。但这些创作在不断形塑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未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乡土文学守望的土地只能越来越少，于是“乡土文学消亡论”成为一种恐慌或至少需要辩驳的观点，此前兴起的“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讨论同样是城乡二元立场冲突的集中体现。新的现实与质疑的声音，必然要催促着新的乡土文学产生。在承认与正视差异的前提下，城乡融合代表了既不固守乡土也不复制城市，而是追求一种互补互促、协调发展的状态。书写这一新型城乡关系，对乡土文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机遇。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