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诗人与写作的缘分，往往在童年就注定了。我不是一个记性特别好的人，尤其是大学毕业以后，多年的生活回忆起来仿佛只是一个瞬间，要仔细地回想，才能记起一些细节。但是对于童年的生活记忆特别深刻，我有时候做梦，梦里的“家”从来不是我在上海现在居住的房子，也不是我结婚时住过的房子，甚至也不是老家后来盖的楼房，而是童年生活过的那座土墙老屋。老屋门前开满槐花的槐树，村子前后的池塘，以及早已被一排房子占据的麦场，曾经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有时见到某个场景，闻见某种气味，或听见某种声音，都会唤醒我对童年的记忆。比如夏天落雨的沙沙声，会让我想起童年的雨，以及一切跟雨声有关的事物。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家曾有数年的养蚕经历，一年养四季，养在老屋西边的三间厢房里，房间里搭满架子，架子上放着一筐一筐的蚕宝宝。喂蚕的时候，把这些蚕筐抽出来，铺上一层桑叶，房间里很安静，你会听到蚕吃桑叶的声音，也是沙沙的声音。这些声音仿佛印在我的脑子里，多年以后，当我听到沙沙的雨声，就会把这些场景连在一起，唤醒我的听觉、味觉、视觉、甚至幻觉。当我还没有写诗的时候，我有的只是情绪，有时高兴，有时惆怅，我要等待这些情绪慢慢过去。当我开始写诗以后，这些感觉成为了我诗歌创作的情感触发点。有时我会觉得，不是我在写诗，而是这些句子找到了我，我只是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了诗中。

童年已经不在了，童年又仿佛是永存的，故乡、亲人、玩伴，以及与之相连的无数事物仿佛都是永存的。有人把这类写作归类为乡愁写作，仿佛是站在现在向自己的过去眺望，向远方的故乡眺望。但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我清晰地知道，我一再梦到的这些，今后还会梦到。所以，我仿佛不是在回忆过去，而是在眺望未来。这些事物，它们会一直在前方等着我，需要我反反复复地凝视、书写。它们仿佛不是在为我的过去负责，而是在为我的情感和生命的终端负责。

写作改变了我对时间的感受，流动不息的时间变得可以被截取，可以被固化，可以被安装在一个碎片上。我有时感觉诗歌就是一个碎片，是一个碎片化的精巧的装置结构，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老火车和现在的高铁，它们都成为诗歌的构件被装置在一个碎片中，而时间负责让这个装置变得合理而又协调，使感情的生发变得自然而充满张力，同时，它又像一个保护装置，把我意识到的那种复杂的感受，作为灵魂装置在一首诗中，贮存又保护着它，完成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创造，使之重新成为我生命的礼物。

关于诗歌创作，我想到了一个词：“人诗互证”。我记得听过一个讲座，大意是说，人诗互证，就是抒情言志，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人诗互证，就是“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口”，就是“活文学”。我的感觉与此大体相似，又有所不同。我觉得诗与人最大的作用不是互证，而是融合，是发现诗中有一个怎样的自我，而且他（她）仅仅是属于这首诗的。我现在看自己过去的作品，有时会撇开诗歌本身而直视诗中的我是不是“真我”，因为只有一个“真我”，才能保证诗中的感情之真，从而使一首诗达到海德格尔、巴迪欧所说的“存在之真”。我老家有句话，叫“人要在事上磨”，很朴素，但很有道理，挪用到诗歌创作上，“人”就是诗人要成为的人，“事”就是诗。而写诗，就是“磨”，是在这个过程中写出想要的诗，成为想要成为的人。

我写诗，同时也写小说。博尔赫斯说，一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大体是一样的，但我的感觉却大不相同。我写小说的时候，像个冷静的旁观者，像个日常生活、社会现象、人的情感危机和精神症候的剖析者。可只有写诗才能让我意识到我的热爱、我的个人情感。是诗把我从小说家的身份中解救了出来，让我意识到我是谁，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写的每首诗，都与我的一些经历有关。我发现，我个人几乎出现在自己所写的每一首诗中，每一首诗都有在场的体验，都有我个人的生命感受和精神呈现。

文学创作像一次漫长的精神漫游，像一个人从自身逸出，不断扮演着另外的角色。但诗歌却有另一种功能，那就是归来。它让我追踪自己的背影，或让我与自己劈面相逢，像邂逅，像偶遇，像凝视，像重新打量和认出自我。最重要的是，在诗歌中，我才能重新享用自己的一生，从而在不断流逝的生活中，获得一种掺杂着悲伤的喜悦感。

（作者系安徽青年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