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停留在《南行记》上，除此之外，新的东西并不多。其实，艾芜还有其他描写四川乡土的小说、诗歌等作品，最近还有新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仅就《南行记》本身，也还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东西。

首先，《南行记》对于艾芜来说意味着什么？

有学者从左翼文学的角度切入，强调对于非文化中心区域的乡土的发现，也有将《南行记》中的人物与巴蜀乡野气质联系起来，我觉得都有点似是而非。这部作品是乡土文学不假，但不是一般意义的中国乡土，而是“非典型”的乡土，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序列中，看不到它的脉络。

中国典型的乡土小说从1920年代开始，基于进城的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封闭、封建的农村的反思、批判，当然也不乏某些怀旧，有王鲁彦式的乡土，有废名式的乡土，也有沈从文式的、鲁迅式的，后来有萧红式的，各有不同。而艾芜与他们都不相通，不是巴蜀版的乡土，而是跨出巴蜀、跨出中国边界的异域的乡土，异质性、距离性是《南行记》的最大特点。

那么，为什么有这种异质性呢？或者说，这种异质性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言的？为什么一定要存在这种异质特点？这是《南行记》的内在意义。在我看来，是一种关于当下生存的突围和挣扎。

谈到现代四川作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似乎沙汀式的冷静的自省最引人注目。艾芜在抗战回川之后，也出现了向沙汀靠拢的趋向，不过，仅就作家个体选择的独特性来说，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他的《南行记》。那么，滇缅边地的这番南行景象是不是就与巴蜀文化毫无关系了呢？当然不是。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种关系。在我看来，艾芜的《南行记》叙写了一出人生的传奇。但是，他本人南行的初衷却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遥远地域的奇闻趣事，而恰恰是对巴蜀生存环境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反抗。艾芜在他的自传里曾生动地描述过南行前的心境，他在《我的青年时代》中说，自己“仿佛一只关久了的老鹰，要把牢笼的痛苦和耻辱全行忘掉，必须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一样”，只有离开，“才能抒吐胸中的一口闷气。”为此，艾芜以诗明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坚定的去意一览无余。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找出其他的“离家”原因，如对个人包办婚姻的逃离，对工读生活的计划等等，但无论怎么说，“南行”就这样被艾芜当作了摆脱此时此刻蜀中沉闷、痛苦和耻辱的选择。可以推想，在这种心境之中南行，他必定会努力去发现巴蜀生存方式的对立面，发现一个与蜀中“牢笼”式的生活根本不同的新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不管艾芜是否意识到，他的创作都已经与巴蜀文化连接了起来，当然这不是一种径直的对接，即不是巴蜀文化让艾芜继承了什么，而是巴蜀文化的匮乏让艾芜努力去寻找心理的补偿，去做文化的“填空”。巴蜀文化与艾芜《南行记》的连接是曲曲折折的，或者叫作“逆向生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向都不把《南行记》简单纳入到巴蜀乡土文化的范畴内加以解读，尽管像野猫子这类边地强盗的强悍之气也会让人想起某些巴蜀人的性格。同样作为西部文化的一部分，巴蜀与滇缅边地的相似之处是存在的，但是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南行记》，它仍然是艾芜寻找“更广阔更遥远”的人生世界的结果，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让艾芜激动不已、最希望传达的主要还是与巴蜀盆地迥乎不同的生存景观。

同儒化色彩更为浓重的中国东部文化特别是江浙、北方比较，巴蜀作为偏僻的西部文化的一部分，保留了较多的野性和蛮性，但是同滇缅山区这样的真正的荒野边地比较，它终究还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传统中国文化对人们各种世俗欲望的扭曲在这里也同样存在。在抛弃了仁义道德的面具之后，这些扭曲的欲望甚至还与西部的野性古怪地扭合在一起。野性与狡诈相连接，化作了人与人争夺社会利益的工具。相反，在那遥远的边地，倒可能真正存在一种反世俗、反社会的刚健的人生，一种坦荡、洒脱的人生，只有这里还流淌着真正的西部精神。

《南行记》最动人的魅力正在于此，无论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山峡中》）、喝酒吃肉的游方和尚（《七指人》）、让人切齿的偷马贼（《偷马贼》），还是欺骗顾客的货郎（《松岭上》）以及偶然同行的旅伴（《荒山上》《我的旅伴》），他们都活得那样潇洒，那样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杀人偷窃似乎是生存竞争的必要方式，而来自这些陌生的路人甚至阴冷的强盗的些许的关怀，反倒令人倍感亲切。因为，他们的关怀是那样真诚、那样恰如其分，这也是一个与等级、与地位、与各种世俗关系无干的崭新的生存世界。奔走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全凭自己的生命活力在生存、在发展，活得那么自然、那么率真，全无更多的世俗的算计，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盘根错节的世俗环境。这正如艾芜在《我的旅伴》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由装束表示出来的身份，显然在初次接触的当儿，跟猜疑、轻视、骄傲、谄媚这些态度，一点也没缘的。就像天空中的乌鸦飞在一道那么合适，那么自然。”这就是滇缅边地的简洁单纯的人际关系，与巴蜀社会的文化生态大为不同。

对读《南行记》和艾芜抗战以后接近沙汀风格的乡土小说（那才真正是乡土小说），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中我们将愈发懂得巴蜀生存的苦闷和压抑，而生活在巴蜀的人们又是多么需要、多么羡慕那真正的强劲和坦荡。艾芜的《南行记》是理想的和传奇的，但理想和传奇同时也是对巴蜀文化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补偿，当然，它同时也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匮乏的部分。

所以说，《南行记》式的突围体现了内陆文学寻找自我的一种新的可能，即反叛中的历史建构。

学界普遍认为，文学区域特色就是一种历史传统继承发展的结果，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方式，但是在四川我们也看到了另外的方式，即巴金式的、艾芜式的。巴金的《家》写成都，却不止于成都，甚至有意识地消解了成都特色，他每一次论及成都、四川都不无隔膜，提出要走出去。这样的表述常常出现在巴金的笔下：

“我偶然回到家乡，听到了一个家庭败落的故事，又匆匆离去。”

“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的样子。”

“我好象一个异乡人。”

“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在1940年代的成都正通顺街，巴金祖屋还在，但他却说：“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了。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者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馆，对着园中的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的树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脚迹。”对于故乡，他也说过：“成都正是寄生虫和剥削鬼的安乐窝，培养各式各样不劳而获者的温床”。

巴金是巴蜀文化离析出来的一个自由人，“哈立希岛上的灯火”已不能唤回他远去的脚步，他高兴的是终于走向了“广大的世界中”。那么，反叛乡土的巴金是不是真的就和巴蜀没有了关系？当然不是，他是以自己的突围改变了区域文化的结构，最终产生了区域文学新的可能。

艾芜也是如此。最后，艾芜的“南行”揭示的是中国人走出边界线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他的南行之旅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文化走出边界的一种新选择，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方向。可以说，这是特殊的中国文化通向外域的可能。除了近代以后在民族压迫下产生的走向“发达国家”的通常模式，中外沟通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其实，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主动选择其他通道，通过周边逐渐走向远方。在今天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又想起来艾芜式的“出境”——中国式的沟通世界的模式，在这种选择中，艾芜就是现代以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最独特的作家。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