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三次南行，作家艾芜一生仅有的三次回乡，多少显得有点冷寂。

大约“南行”成就了“一代流浪文豪”，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和研究价值；而回乡是艾芜个人精神私域，人们便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只要我们将那些“南行”文字里流露出来的浓烈的“回乡”情愫反复咀嚼后，就会发现，艾芜一生的三次“南行”和他的三次回乡存在着互为首尾、又互为呼应的关系，因此也同样有着公共属性和研究价值。

在艾芜诞辰120周年之际，我第一次怀着庄重和敬仰的心情，走进艾芜故居，走进这个文学前辈的精神世界。

在艾芜故居，我追随艾芜的生命和文学交织的南行足迹，反溯他回乡的蛛丝马迹。我往前走出十步，然后又回头十步，生怕那些展陈的罅隙里，漏掉了我想要的信息。我如此执着于追问艾芜的回乡履迹，是希望探寻作家如何借助于故乡的原生资源，完成打开迈向外部世界的经验和勇气的积累。我期待在他的行走和返回之间，了解到是哪些人、哪些经历、哪些情感，给予了他最关键和重要的滋养。

在展陈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终于在一个不大的展板里，捕捉到了艾芜的回乡信息。1965年11月底，按照中国作协“在京驻会作家大都要返回故里，或者全部都要半工半作、半农半作才好”的要求，已经以“中国作家协会驻会作家”身份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艾芜，不得不克服迁居带来的种种困难，从北京返回故乡。

和第一次南行的重要性一样，这是一次在艾芜生命里具有重要意义的回乡。作家告别养尊处优的生活，重新启动了贴近大地的文学“南行”——由北京回到成都，正是地理位置上的由北往西南行。

艾芜于1949年加入中国作协，1952年即成为中国作协驻会作家，生活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和他一起成为驻会作家的，有周立波、张天翼、艾青、冰心、白朗、罗烽、赵树理等20多人。从京城重新回到清流半农半作，习惯了流浪并在流浪中品尝过生活艰辛、在艰辛里体悟出创作真谛的作家艾芜，将这一次回乡视作他再一次回到大地、回到人民中间的难得的机会。因此，他对这样的安排坦然接受，对回到清流、回到成都也充满期待。

这是艾芜一生中的第二次回乡。

1955年6月，他和妻子王蕾嘉，在阔别故乡34年后首次回乡。据艾芜侄子吴再洪在《艾芜的内亲外戚》一文中所述，艾芜此次回乡，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当时的新繁县调研。他调研的第一站是当时的重庆第三区金刚坡乡，调研的课题是互助合作以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民主评议工作。到故乡清流时，已经是6月8日了。艾芜虽然被安排住在县政府大堂的县长室，但却心系故乡清流。他先是接待了一个以歌唱家乡水利工程为业的远房瞎子兄弟。母亲的早逝使他把对母亲的眷恋寄托在母亲的姊妹中，因此，这次回乡，调研之余，就是委托当地的干部和朋友帮忙寻找他记忆中的四姨夫吴实秋、四孃刘华芝。在挨家挨户询问了几十家人后，当地干部终于在新繁米市坝一条巷子里的一个小院落，找到了刘华芝，而他崇敬的四姨夫吴实秋早在1940年就离开人世了。亲故凋零，家山巨变，但好在清流依旧，他放下世俗观念里功成名就者的矜持和稳重，用乡音、旧俗和对故乡人事博大而深沉的爱，弥补他离开这34年里失掉的养分。

艾芜幺房堂叔的儿媳刘汉萍还记录了艾芜此次回乡的一个细节：生活俭朴的艾芜显得异常“阔气”，他大概是提前做了功课，回到清流的时候，一个孩子给一个硬币，汤姓的孩子个个都有份儿。这样的“豪气”与其说是他对亏欠故乡的补偿，不如说是他对故乡发自内心的感恩。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回乡为他再一次南行以及往后澎湃汪洋的文学创作积蓄了强大的能量。1961年9月，当他启动第二次南行的时候，故乡是给予他原初动力的源头。

这一次回乡，也给艾芜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在故乡写完了一万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夏天》。关于这次回乡的收获，按龚明德在《艾芜年谱》中所记，艾芜在《关于三十年文艺的一些感想》一文中，对这一次公私兼顾的调研有如此记录：“我写的是粮食统购统销的初期，有人反对，并闹粮荒，生产队干部便进入富农家里清查，查出粮荒是假的，由此制止了闹粮荒的风潮，这是根据现实社会中的真事写的。”

现实社会中的真事，便是此次回乡提供的文学营养。他从故乡的调研经历、感受、体验中展开思考。类似《夏天》这样的短篇，以及更早前的《春天》，都深深地烙上了故乡的生活原色。

第二次回乡的艾芜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但他认为自己还有余勇可贾，尚有高峰未攀。从上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晚期十多年的文学成就回看，他乡路上的收获其实一直在以根底故乡的形式呈现——和那些通过表达出发、到达与守望等主题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回乡不同，艾芜这一次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回乡，其体感、触感和情感无疑都要丰富和深刻得多，也因此，通过这样的回乡来审视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也更准确得多：他把他生命经历和文学成就的双重智慧，凝聚成对故乡晚辈后学的关爱和提携。这次回乡和此后在成都的长居，他用心用力最勤处，皆在发现、辅导和培养故乡的文学后备人才。

从京城坦然回到清流，从一个享誉文坛的大作家，安然融进故乡，融进故乡那些文学后辈文学创作的日常，艾芜第二次回乡对文坛的启发，尤其是对文坛予以清正源流的激荡，其价值可比肩乃至超越于他的第一次南行。

但这一次回乡所遇到的困难，外界却极难深悉。他在日记和写给王西彦的信中如此记录：“打算把家迁回到四川。”“为了搬家，整理十来年的书籍，写作资料和朋友、读者的信件，就够忙了，没有心情写作。”职业作家没有心情写作，这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内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女儿汤珍妮生病住院，他和妻子需要家里医院两头照顾，这一时期，他自己也生了病，原定好的启程日期不得不一拖再拖。同一批接到通知的驻会作家，好多都已离开北京，比如周立波，已在这一年的8月15日前举家搬回长沙。沙汀从四川省文联机关和私人两方面，对艾芜的回乡施以援手。原定的回清流乡下居住，后来因为在成都解决了住房问题，便决定定居成都。大约到这一年的11月8日，全家终于从北京迁回成都，住在新南门附近、锦江边的十七街三号院，与戈壁舟、安旗夫妇为邻。在8月12日写给王西彦的信中，他说：“我已搬回成都几天了，现在新南门外十七街三号，离市中心闹热区域远点，但还安静，可以读书写作。”汤珍妮的病，治了一年，回到成都的第二年冬，终于不治，得寿仅30岁。这大约是艾芜从北京迁回四川后，第一桩让他伤心的事。饱经离乱，又经历了白发送黑发的痛楚，艾芜对故乡、对亲情更为看重，他愈来愈清楚他的使命，就是要通过文学写尽家族移民的苦难史、艰辛的创业史、家族的盛衰史，让川西坝子、岷沱流域秀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乡风民俗、童年生活趣事，尤其是那些和他深深浅浅以亲情、乡情和文字情而共同生活过以及相互了解、彼此祝福的可爱的人，通过文字留下来。

1985年8月，艾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乡，艾芜陪同国外艾芜研究者回到位于清流镇的故居。看到故居破败的房屋，艾芜有些伤感。当晚，他在日记中对这次回乡做了细致的记录。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乡，又或者，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能力开始他文学生命里的第四次南行了。那么，能否帮助他完成精神世界的第四次南行吗？

这是艾芜的执念，也是他那一代作家精神世界里故乡和他乡缠绕与互绑的执念。

（作者系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