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4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崎嵘长篇报告文学《远方的山水：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与会评论家就作品的时代意义、文学价值、创作特色进行了研讨，认为其全面展示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广阔图景，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保障机制，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合作留存了珍贵的历史档案。作品站位高远、情感真挚，以独特的视角、扎实的报告性与深情的文学表达，在讲述一个个鲜活故事的同时，传递出深刻的时代情感，对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做出了生动诠释。它不仅是对时代和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对未来东西部协作乃至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探索的思考与展望。现将与会评论家的发言选登如下，以飨读者。
——编 者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的报告文学创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有激情，二是肯下苦功，三是报告性特别强。对报告文学来说报告性强不强，实际上是看这部作品的基石坚不坚、实不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报告性给忽略了，所能呈现的信息和深度就有限。《远方的山水》很好地将报告文学的报告性和文学性相结合，它不是自说自话，是有大量档案、采访资料和案例作支撑，并不像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看起来很“美”，但其实里面是空洞的。《远方的山水》是有其独特价值和内涵的，它是新鲜的，是作者“跑”出来的，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
张颖（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远方的山水》一书，文学性地呈现了浙江与四川广元30年来千里牵手、互帮互助、感人至深的生动故事，其中有两地党委、政府之间的深谋远虑与通力合作，也有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体现的是两地干部群众的赤子之心和拳拳真情，既表达了区域协作、共同富裕这一时代性主题的宏阔图景，又艺术地展现了浙江和四川广元之间的深情厚谊与奋进风貌，堪称新时代以来四川题材报告文学作品的重大收获。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值得作家去记录、去书写、去讴歌，值得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留下信史。《远方的山水》全景式反映了30年来在国家战略引领下，东西部对口协作，资源互用，产业互补，地区均衡，共同富裕，探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现实，它形象地记录了浙江、四川广元两地人民携手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也艺术地描绘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思路和具体路径，为东西部对口协作树立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远方的山水》体现了陈崎嵘的若干创作特点。充满深情。阅读这部作品和他的其他作品，我们都会感到作者特别热爱自己所处的时代，对时代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因为有着充沛的热情，才能够对不平凡实践以诗意的美好文字进行呈现。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对现实巨变的感性认识融为一体，打通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绘制了一幅幅新时代富于生活气息的画卷。书中罗嘉发、白堃元、朱红、周展等众多人物跃然纸上，他们敢担当、善创新、能吃苦、讲奉献，将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时代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自身的价值在时代巨变中得以完美体现。书中为我们提供的浙江帮扶四川广元的经验，当地创造性的工作实践，都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干出来的，奋进新时代的征程需要作家书写，奋发有为的实践者需要得到记录，作者写出了这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鲜明的性格特征，更为东西部协同合作贡献了文学力量。
黄传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远方的山水》是一部书写东西部协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有着特殊的社会价值和文学意义。这也是一部非常有挑战性的作品，东西部协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用文学来表述是非常难的。既然是东西部协作，既要写西部，还要写东部，更要写他们之间的协作，采访量和写作量都很大。
陈崎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跑遍广元的四县三区，采访了浙江广元东西部协作的当事者、参与者共两百余人，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还翻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报告文学离不开前期的采访和资料收集整理，这部作品内容丰富、人物鲜活、故事精彩，是与作者在前期的采访上吃尽苦头、下足功夫分不开的。
东西部协作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书用九个章节，全景式记录下这一壮举。如果不是陈崎嵘的书写，我们很难如此全面、生动、真实地了解浙江广元东西协作这件事。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性，通过这部作品得到了充分展现，这样的书写便带有史志性意义。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远方的山水》题材有着特殊的意义，写作有着特别的难度。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在时间跨度上有30多年，地域涉及广安市三区四县，陈崎嵘“身入”“情入”“心入”，完成了繁重复杂的采访工作，克服了写作上的难度，作品实现了报告文学应有的力度。《远方的山水》人物鲜活生动，具有情感温度。作品在诸多事件中塑造出李文元、莫异矩、朱红、杨良如等一众领导干部、企业家形象，这些人身上都带有改革者、创业者、先行者的鲜明元素与精神光彩，使作品有了情感的温度和精神的内力。《远方的山水》内容丰盈，含义深远。作品看似是在写浙江对广元的精准扶贫，浙江与广元两地的协作实践，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件和独特案例，生动而形象地讲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精神的重要性，充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王必胜（《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远方的山水》是一部及时、厚重、有文本追求的作品， 题材重大，讲好现实中国东西部协作发展的故事，很有新意，也是有难度的写作。报告文学常说是时代报告、艺术报告。既要有报告的现实性，又要有文本的艺术性。本书的内容，鲜活、扎实、厚重、时代性强，东西部协作发展是“国之大者”，30年来，浙江支援四川广元，起动早，时间跨度大，在不同的民生领域，协同发展，取得了相当成功的成绩，成为典范。作品涉及人物众多，领域丰富，通过东西部协作，共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实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经验、中国精神和中国形象。另外，文本也颇为讲究，九个章节，各有侧重，又互为关联，关于民生经济、人文教育、社会保险等，论述中，以札记、题记等方式介入，特别是后记中的“十论”，是关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三农”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品的思想性与思辨性，也是当下报告文学作品理性精神的一次有益的提升。
张陵（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报告文学作家是要靠思想的，思想则是需要长期积累的。陈崎嵘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都非常高，这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远方的山水》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正是陈崎嵘长期思想积累的重要成果。书中有一句话：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西部是穷山恶水；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它就是金山银山。所以这部作品包含着一个很深的思想理念：不光是西部要感恩东部，同时东部也要感恩西部。为什么？因为西部不仅给东部提供了许多资源，还有几千万的劳动力，正是他们把东部的经济撑起来，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铺平了。中国今天能够成为制造业大国，不仅有东部的贡献，也有西部的贡献，是几千万农民工使中国制造走到世界上去。这部作品最根本的地方就是读懂了“三农”问题，读懂了“三农”就读懂了中国。我认为这些都是这部作品主题思想深刻的地方。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远方的山水》的第一个特点是追求大气势和大格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东西部协作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虽然题目大，涉及面广，作品却结构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全面反映了东西部协作的成果。第二个特点是有高度的政治站位和有温度的人文情怀。作者既要把事情讲清楚，又要写出事情背后的内涵和精神，以及事情的政治意义。第三个特点是作者在采访上很下功夫，认真细致，是抱着一种要真正进入事情内部的姿态采访的。第四个特点，作者充分认识到东西部协作是一项仍在进行中的战略举措，作者虽然重点写东西部协作在这二三十年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同时也一再强调这一协作的可持续性。在《远方的山水》中，作者主动将自己当作东西部协作的见证人，我们期待这位见证人能续写出《远方的山水》的升级版。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副会长)：《远方的山水》通过记录浙江和广元两地的相互协作，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非常特殊的一个面向——全体人民相互协作、互帮互助、共同富裕的喜人场景。共同富裕正是这部作品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高度，那它就会变成一个琐碎的、地方事务合作的故事了。东西部协作这个重大社会建设规划工程，从浙江与广元的互动开始，这个开始是一种全局视野下的善计奇思，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为党和国家的全面决策部署提供了很好的选择。《远方的山水》事例新颖，资料扎实，叙述激情，事与思相融，丰厚饱满。同时也是一部很好的史志性作品，它记录了几十年来广元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变化，记录了浙江无私的付出、无私的帮助、无私的支援。东西协作对于广元和浙江都是历史上重要的篇章，它和广元、浙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远方的山水》为历史寻源存档，通过对“历史的见证人”的深入访谈，再现当年浙江广元东西协作的最初景象，再现浙江广元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线索。《远方的山水》为历史和时代的创造者、参与者、奉献者立传，不仅写了他们的故事，也照见了他们的精神。《远方的山水》是一篇实诚的作品，也是一部文学性可感的作品。报告文学的写作不能千篇一律，这部作品写出了对象的特质，显现出作者自己的个性。《远方的山水》鲜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东西部协作十论”是对中国特色区域合作实践的整体思考，也是对本书主题表达的凝聚和提升。通过阅读《远方的山水》，能感知到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真挚仁爱的情怀，令人感动。
程绍武（《中国作家》主编）：《远方的山水》是一部大手笔、大视野、大气象、大题材的大作品。作者具有很高的政治站位和政策水平，能够驾驭纵横捭阖的题材。作者资料功夫、采访功夫、写作功夫下得深。在写到很多关键事件、项目、历史进程的时候，作者总是先写人，以人写事，以事塑人，既讲事又讲人，人和事紧密结合，这样的创作手法使这部作品充满文学性和可读性。同时这部作品是东西部协作帮扶经验的集大成者，具有标杆意义和示范作用。《远方的山水》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要摆脱贫困，必须实现观念的转变；二是一个地区的脱贫致富现代化进程中，当地人民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很重要，这是变化的内因，援建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何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远方的山水》有高度。作者政策水平高，政治站位高，把东西部协作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上看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全面讲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远方的山水》有故事。作者讲了大量的具体的人和实践经验，讲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作者把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协作这个故事讲好了，也就讲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讲好了中国故事。《远方的山水》有情感。情感的融入对本书的写作非常重要，这么多人物、事件，作者用真情、激情串联，给人一种感同身受的触动。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远方的山水》主题重大，体现了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它梳理、探讨、总结了东西协作的作用和意义，既涉及乡村振兴，也涉及共同富裕，更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书中既有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内容，比如汶川特大地震后青川的灾后重建，也有东西协作的对口支援，先进帮扶带动后进携手共进的制度模式和优势。《远方的山水》是对东西部协作史实的记录，为这段历史树立了一座纸上的丰碑，既是为这项事业作传，也是为这项事业做出奉献、牺牲的人立碑。《远方的山水》中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是作者主动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四力”结合的采访所得，作者所写都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没走到、没听到的不写，亲历性和在场性都让人印象深刻。
王国平（《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远方的山水》是认识中国、认识时代、认识中国人性格特质与精神生态的一个很好的文本。我们国家的发展，重视特定区域的联动，比如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东北振兴等。同时，也打破区域的隔阂，实现跨区域联动，包括对口支援与帮扶。《远方的山水》讲述的是浙江和广元的东西协作，两地互为远方的山水。在作者的笔下，这种协作不是单向的“施”与“受”的关系，而是资源、资金、理念、人心等层面的双向流动，是携手发展，相互成长，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创造，迸发出新的热情，展现出新的担当，实现政策部署“自上而下”与群众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的结合。这让《远山的山水》具有了现代意识，也提升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和境界，从而与其他同类型作品区分开来。
《远方的山水》写得很厚道，很实在。作者是下了硬功夫、苦功夫和笨功夫的。文中写道：“我后来曾跟随马发英，去幼儿园看过她家老二。”很不经意的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作者是用心“在路上”行走的，到现场寻找触动自己的人和事、环境和关系。作者也要彰显出自己的“存在感”，给作品打上鲜明的自我烙印。最典型的处理方式就是每个章节末尾，都要用上自己创作的诗词歌赋，与章节的内容基本相适配。我想，这是作者坚持“有我写作”的一种尝试，希望在创作上成为他自己，杜绝“千文一面”，也造就了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
刘诗宇（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创研处副研究员）：阅读《远方的山水》这部作品，我有两个感触。一是，《远方的山水》这本书让我再次思考文学和时代的关系。现在文学写到金钱、物欲时，很难不显得“酸”或“油腻”，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叙事提供的框架之下，书中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显得格外清新质朴，这或许正是时代给文学带来的可能性。二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经常有一个幻觉，就是我们写的东西一定要适合所有人，这就会导致很多具体行业、领域的题材从文学中消失。《远方的山水》里面罗列了大量事例、数字，它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远方的山水”，但是对于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的参与者来说，却是一本无比亲切的书，他们会从中看到自己。希望能有更多“远方的山水”，拓宽当代文学的题材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