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
《同舟》是游子献给故乡的一个敬礼。
每次离开家乡后我都会想，那里是我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生身之地，是我的根脉所在、情感所系。我就像一只飞翔中的风筝，总感觉有一根看不见的结实的红线，一直牢牢牵扯着我的心，使我时刻不能忘记家乡的存在，那也是我的童年梦境。
我的家乡陕西大荔县，地处关中东府平原与渭北高原过渡地带。这里是黄洛渭三条河交汇处，视野异常开阔。天气晴明的日子，站在我家老宅后院，可以清晰望见南面的华山与东边的黄河，堪称山河壮美、人杰地灵。大荔县古称“同州”，是渭南市面积最大、人口较多的一个县级行政区。我们那一带原本属于老朝邑所辖，是有名的丰图义仓、汉唐沙苑皇家养马场和黄河古渡所在地。我小时候随母亲在老家安仁镇下鲁坡村忽家巷生活过几年。儿时记忆中的村巷老屋、村中的百年老槐树、门前果实累累的柿树和后院花香四溢的老枣树，至今历历在目。幽默风趣的爷爷、慈祥可爱的奶奶，还有嘴长好事的七姑八姨们，整天疯跑嬉闹在一起的有趣的小伙伴，古老村巷里的左邻右舍、鸡鸣狗吠、牛羊哞咩等，那种祥和温暖的氛围、那些乡音质朴又亲切的人和事，成了我生命的“底色”，伴随着我的一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排队吃集体食堂大锅饭的场景，同大人一起到黄河滩里拾麦穗、捉泥鳅、挖野菜……后来我离开家乡，跟随父亲忽聚田来到陕北延安，见证了一位勤恳的水利工程师为陕北农村水利事业作出的扎实贡献。那儿时的家乡往事，渐渐化作一个永不消逝的童年时代的美好梦境。
在父母的言谈之中，家乡永远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文积淀深厚的富裕之地。可是等我20世纪70年代初返回老家，看到的却是农民生活的极度贫穷。穷困的直接表现，就是吃不饱饭。一年四季拼命种地的农民，到头来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那是1971年夏天，我离开多年重返家乡。当时由于天气炎热，人们穿得很少。看到瘦骨嶙峋的祖父、外祖父和盛年早衰的叔父与舅父，看到面有饥色的邻里乡亲，一个十五六岁的脆弱少年——我，难过地流了泪。以后在延安工作，每年到省上开会后，都要顺路回趟老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家乡的最大变化就是能吃饱饭了，人们脸上有了笑容和红润。可是村落依然破旧，不少人家仍然没钱盖新房娶媳妇。农民光靠种庄稼，富不起来呀。到了改革开放20年时，人们饭碗里有了肉，可腰包还是瘪的。“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口号在家乡一带喊得响亮，可是一个农业大县，陆续办起的工厂和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并没能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各自为政、小打小闹，仅靠小农经济在商海中盲目扑腾，很难富裕起来。于是乎青壮年劳力纷纷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现象日趋严重，乡村的衰落令人担忧。
今天，家乡人民经过更新观念、调整思路，重新组织起来，艰苦努力，终于富裕起来也文明起来了。这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我创作的热情。其实早就想写一本献给家乡的书，但我不想只是写苦难、忧愁和无奈。眼下这本书终于完成，可谓故事曲折、波澜起伏，是我家乡人民奋斗变迁史的真实写照。我记得很清楚，2022年11月26日早晨，在大荔县城智能饭店那间狭小的客房里，我写完了本书初稿。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最后的句号，禁不住长叹一声，眼睛顿时聚满泪水。我激动地抬起头，窗外又是一个新的黎明。寂静中一抹微弱的曙光如期而至，一只早起的小鸟发出悦耳歌唱，仿佛是送给我的一首赞歌。我为我自己的顽强坚持而自豪，更为那么多关心支持我的乡党而感激动容。
游子归来，感谢家乡的厚爱，感谢乡党们的接纳与呵护。那是抗击疫情最难熬的阶段，我回到家乡补充采风、继续写作，当时《同舟》开笔已经整整三年。默默回到家乡的我，欣然利用居家之机，完成创作的最后冲刺。预想不到的困难检验了我的意志，也令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浓浓的乡情。这期间，亲朋好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们，都以各种方式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让我体会到不同寻常的温暖，同时感受到一个作家书写家乡的快慰与优势。亲切的方言土语，熟悉的自然人文环境，包括家常便饭的味道和各种诱人的风味小吃，这一切对于一个写作者情感的调动、灵感的激发和诗意心境的营造，无疑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总之，在家乡独特的文化氛围中，书写当地的人物和故事，感觉会更加纯粹而生动。初稿完成，我趁热打铁对作品进行了通篇修改润色，力求更加凸显地域文化特色。
算上有目的的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同舟》进入创作前经历了大约十年的准备。这期间我每年都要回到家乡，跟踪了解书中众多人物的生活原型及其现实处境。当我远离都市的烦恼、冷漠与情感隔阂，意识清醒地投身到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古老村庄与农村基层社区时，就像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大海，扑面而来的强烈气息，包括每一层波涛、每一朵浪花，都令人惊奇万分。我情不自禁揽之入怀，浸润于骨髓之中。这是刻骨铭心的切身经历，更是无与伦比的强烈召唤。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眼前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真实的生活者，他们的处境折射着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生存现状像磁石，吸引了我的喜怒哀乐，使得我灵魂震颤，产生诗意的冲动和哲学思考。这些有笑声也有眼泪的人，是我熟悉的亲戚邻里或户族本家，更是黄土地的儿女。他们每个人背后都站着一大群人，甚至一个完整的家族。我总能顺藤摸瓜，牵扯出一连串新鲜动人的故事。这令我的写作有了现实的血脉根基，连通了有生命的源头活水。我不知不觉身处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忘情领略着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人物和典型范例。
经过各种各样的反复尝试，我发现“抱团取暖”还是眼下农民最有效的御寒方式。一个村落就是一条航船，村民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找到平坦的阳关大道。激越的生活洪流，大大丰富和凸显了我笔下的人物群雕。作家深入生活，同时有责任推动生活前进。努力种好文学创作与社会工作这“两块地”，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陈忠实先生曾鼓励我，这是“大智慧者的人生选择”。我深感自己摸索到了一条前辈作家们早已成功践行了的、“从生活到艺术”的沧桑正道。我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行进，常常感觉苦中有乐、悲中存喜。
普遍的乡村蜕变，是当今农村的一大特征。这种复杂原因造成的“脱胎换骨”，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历史拐点上，乡间落后习俗与各种陈腐残余正被淘汰、逐渐消失，而新的、充满活力的观念和思想，也在同一“胎盘”上孕育并滋生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冲击和启迪了人们的头脑，我在家乡欣喜地发现了大量生长着的新生活的萌芽。我看到了乡村基层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精神风貌发生的变化，学有专长的适用人才被不断吸引而来，投身乡村建设，心中顿时云开雾散。新型知识青年，无疑是未来乡村建设的生力军和创业英雄。这一切，无疑为《同舟》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生活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