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为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推动新时代理论评论发展、促进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艺评论》等多家刊物开设“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学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文艺的使命”等专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和学理性阐释，并将其与文学研究、文艺批评等具体实践进行勾连。
在这些文章中，理论评论家们从不同视角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行阐释。比如，白烨在《新的历史起点与新的文化使命》（《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中提出，要深刻认识“新的历史起点”“新的文化使命”的内涵，充分明确新时代的历史新坐标意义，建立清晰的新时代意识，确立鲜明的新时代站位，这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认识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文学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赵炎秋《从五篇重要文献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一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五篇重要文献为线索，在梳理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过程的同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多层次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系统深刻、体用结合、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冯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艺观》（《文艺研究》2024年第4期）一文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而文艺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文艺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应该坚定文化自信，应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文明文化交流互鉴。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很多相关理论文章着力探讨的话题。张江《“两个结合”是文学理论守正创新的必由之路》（《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提出，“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体现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文学理论领域，“两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回到中国传统，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学理论，批判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周兴陆在《当前中国文论建设的三种能力要素》（《文学遗产》2024年第2期）一文中谈到，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三大体系”，需要立足于对当代中国的理解，通过文明互鉴，吸收借鉴国外文明，挖掘中华两千多年文论传统的优秀资源，促进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用中国话语建构文学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程相占《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指导下深化生态美学》（《文艺理论研究》2024年第2期）一文提及现代西方自然观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型自然观的重要性，强调生态美学应以“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以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为切入点，提出了“生生美学”的概念，将其视为中国原发的生态美学形态，为建构中国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提供理论资源。生生美学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中国美学话语的建构。在“第二个结合”的视野下，《光明日报》《文艺报》分别开设专栏，或从宏观层面，或结合具体文论思想和概念，探讨古典文论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
新的思想，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和话语建构提供了新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刊发了石岸书的《试论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文章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下，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构成了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独特性的基本因素。从文学出版、文学创作者和网络文学等方面的数据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短时间内拥有了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舵”与“锚”，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方向和独特形态，给予作家基本的文学自信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始终是现实主义的和雅俗共赏的。《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推出了李明泉的《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根基》。文章联系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提出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思想基础、历史责任等，强调要发挥文艺评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民族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推出“多民族文学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推出杨建军、崔涛、胡游、刘建波等学者关于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理论文章。《文艺理论与批评》在2024年第3期推出张冰、王莎、马驰等学者的文章，结合具体作品，探讨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塑造时代新人等议题。
深化对新时代文学的理论思考
对新时代文学的探讨，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2024年4月13日，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基地举办了以“新时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流变”为主题的新时代文学论坛。《文艺报》和“文学新批评”公众号刊发了主题论坛的综述。“新时代文学的导向性与丰富性”“新时代文学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媒介语境与新时代文学的革新”“新的现实期待新的文学表达”……从这些议题来看，理论评论家们更加注重从具体的角度、特征来深入阐释新时代文学。
从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新时代的山乡巨变需要得到及时的文学表达。中国作家协会于2024年3月15日举办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近30位作家、评论家在会上围绕如何深刻表现发生在新时代农村大地上的“山乡巨变”、更好地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切实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繁荣发展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随后，《文艺报》推出了“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繁荣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笔谈”专栏，推出了孟繁华《文学史视野下的“新乡土文学”》、白烨《写好山乡巨变中的人》、汪政《新时代新乡土写作结构的新变》、贺绍俊《乡村旅游如何写出“新”与“思”？》、张燕玲《新乡土叙事的返乡者形象》等10多位评论家的理论、评论文章，深化对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理论思考。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探讨，弥漫在多家文学理论刊物之中。例如，《小说评论》开设了“乡土小说新视界”专栏，今年前三期分别以陈彦、东西、罗伟章的创作为聚焦点，探讨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逻辑和新审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刊发“宁夏文学研究专辑”，及时总结中国作协宁夏调研工作及文化建设成果，深入研究新乡土写作的地方文化经验。许峰《新时代以来“西海固文学”的传承与创新》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乡村新现实进行总结归纳，并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索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诗刊》的全新改版，是2024年诗歌界的一件大事。在改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认为，新版《诗刊》栏目更加全面、合理，作者资源更加丰富，所刊发的诗作时代感更强，而且更加注重诗歌理论评论。其中，在“百家诗论”栏目中，设置了“经典诗论”子栏目，每期重新刊登一篇以往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诗歌理论评论文章，比如第1期刊发了叶嘉莹的《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贾想在《新〈诗刊〉为何要发一篇“旧文章”》（《文艺报》2024年4月8日）一文中提出，叶嘉莹先生的这篇文章生动陈述了时代环境与杜甫是如何互动、互证、互相成全的。杜甫启发我们，从来没有脱离时代而能成就伟大艺术的诗人；相反，伟大的诗人是通过无限接近所在的时代，以血肉之躯体验人生的枯荣与历史的盛衰，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时代，成为了一切时代的一个典型。这是对今天诗人的郑重提醒：个人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就是诗人与万古千秋的关系；对时代问题的处理，决定着诗人艺术生命的长短。
新时代文学是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有力证明文学地位、价值、尊严的文学。2024年年初，《人民文学》《收获》相继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引发了人们关于传统杂志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新思考。《文艺报》相继刊发了王佐红《文学的读者一直都在》、李壮《〈人民文学〉直播“出圈”与“杂语时代”的文学》、陈涛《新跑道与文学的新质生产力》、杨毅《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生态新变》等观察文章，各家媒体也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与此同时，关于“文学破圈”的思考也不断得以深入。大家意识到，一方面，文学不能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要融入大的传播格局之中；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这种“融入”的实践，反思当前文学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地去加以改善，进而真正促进文学自身的真正繁荣。这也是何平《必须保卫文学圈子》（《小说评论》2024年第2期）、唐诗人《文学出圈与文学的内在发展》（《文艺报》2024年3月29日）等文章强调文学内部问题的原因。
文学改编为影视，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我的阿勒泰》《庆余年第二季》等影视剧的热播，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学改编影视问题的理论思考。赵勇在《文学与影视：“超文化”时代的双向滋长》（《文艺报》2024年5月27日）一文中提出，当下时代所有的文化内容被纳入了“超文化”的范畴之中。文学和影视在被编入这个时代“超文化”大网时应保持主体间的“共在”关系。这种“共在”不是淹没在超文化大网中的面目模糊，而应该是强调文学与影视二者之间“他者性”的“双向奔赴”。这里的“他者性”既不是指艺术生产上的各自划地为营，也不是美学理念上相互排斥，而是一种“双曲线”式的“共生”，彼此相关、相互依存，但又各自独立、各领风骚。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后和文学原著有没有关系，而是双方有没有在此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双向滋长。胡笛《可视化写作：网络文学的一种趋势》（《文汇报》2024年4月20日）一文分析了网络文学的“可视化趋势”，认为文学创作吸收影视艺术的技巧并无不可，只是不要为了影视化而过度迎合，否则反而会丢失文学故事本身的价值。
对史料的关注以及对历史化的反思
近年来，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呈现出“历史化”趋势，试图将当代文学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积极搜集整理特定时期的报刊、回忆录、书信、日记、手稿等与文学现场密切相关的重要物料，并将其作为还原文学现场及作家真貌的佐证和丰富文学史内容的补充。可以说，史料正愈发受到研究界重视。《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等开设了相关理论专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刊发了夏志清的一封信和学者季进对其两篇未刊手稿的的考释，《现代中文学刊》第2期刊发了关于柳青的4篇新史料以及基于此的相关分析。
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此有学者提出“史料学转向”的概念。刘翔《聚焦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当代文坛》2024年第1期）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史料学转向”的发生和发展，认为这一转向有助于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而研究者需要拓展史料边际，包括副文本史料（如序跋、引语、封面图像、广告等）、口述史料、网络史料等；创新研究方法，如“E考据”和“社会网络分析”等；坚持实证性原则，如强调史料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杨扬《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提出，除了对个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作家年谱、图书馆档案资料等传统物理史料进行梳理外，还应重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等大型数据库的开发和应用。它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检索工具。通过数据库，研究者可以找到许多未被收录进全集、文集的史料。曾祥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档案”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提出，现代文学档案文献具有原始性、限制性、颠覆性和关联性等特征，在发掘和抢救史料、还原作家面目与文学史真相以及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等方面都有较大意义。文学档案不同于历史档案，“文学档案学”的立足点应该放在文学上，作家作品、手稿、版本、书信等是其中重点；在文本之外，也要重视它在文学组织、文学制度、文学生态乃至文学“故事”方面的多重呈现。
通过深入挖掘史料，特别是一些细部的史料，研究者可以更微观、更全面地了解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并为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思路和方向。张均《档案所见若干当代文艺接受史料》（《文艺争鸣》2024年第5期）通过分析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艺接受史料，揭示了当代文学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章提出，不能简单地以“一体化”来概括当代文学，也不能忽视不同群体对文艺作品的接受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史料是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注脚”。研究者通过分析文学史料了解不同时期文学机构、流派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发展的深层逻辑。地方史料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程光炜在《要整理地方材料，更要深入研究》（《文艺争鸣》2024年第5期）一文中，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探讨了对当代文学地方性材料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必要性。
手稿作为文学史料的一部分，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南方文坛》2024年第1期推出了“手稿学研究”专题，刊发了王锡荣和徐强的文章，探讨了中国手稿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徐强《手稿的概念：一种开放的理解模式》指出了“手稿”概念的多义性，并提出了“开放的手稿观”，认为对手稿的理解应该更加灵活，并呼吁建立一套完善的手稿学理论体系，以促进手稿研究的深入发展。而王锡荣《手稿学、理论手稿学与应用手稿学》在分析传统手稿概念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手稿定义，将各种形式的书写、刻画、雕凿成果都纳入手稿范畴。文章指出，手稿学应分为理论手稿学和应用手稿学两大分支。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两者融合使用可以促进中国手稿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对史料的挖掘和重视，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益处很多，但过度局限于史料，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叶立文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中提出，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潮流中，部分批评家为追求批评的科学性与实证性，不仅以史料崇拜遮蔽作品这一批评对象，还以朴学情结驱逐个人情感，这样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主观阐释的随意性，但文本缺位与情感退场，却让文学批评陷入了伪历史主义批评的泥淖。因此，在文学批评中，要重立作品本位，在彰显批评家主体意识的过程中用情感力量推动“心史互证”。陈国和在《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与当代性》（《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一文中谈到，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是追求知识化和科学化的表现，在其影响下，知识批评、“周边”批评和史料批评这三种批评形态引人注目。面对文学批评历史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批评主体需增强历史意识，凸显立足文本、面向未来的现实感，具备主动介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和素质，目的在于提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对创意写作、地方写作、AI写作的新思索
每逢有作家入驻高校，创意写作和作家培养话题，就重新被提及。“中文创意写作”二级学科获批，更让这一话题成为今年上半年的讨论热点。《当代文坛》新开设了“创意写作研究”专栏，旨在对其学科建制、发展历程、现状未来及对当代写作的启示等展开论述。栏目刊发了王蒙、洪子诚、李洱、黄平、张怡微等作家及学者的文章。其中，王蒙和李洱综合时代潮流、个人兴趣等多种因素，对文学写作及作家身份展开多维度的讨论。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回顾了中国高校写作课的历史，特别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观点的由来。文章提到，创意写作专业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但其发展也面临着师资短缺和学科化桎梏的挑战。洪子诚则回顾了20世纪中国高校写作课的历史变迁，将其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文学鉴赏和创作为核心的写作课，二是以提高语文素养和一般文章写作能力为主的写作课。文章认为，这两个系统反映了中文系对写作课的不同理解，以此回应了黄平关于“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观点。《文艺报》于2024年3月4日刊发了张清华《“中文创意写作”地位的确认有何现实意义》、谭旭东《创意写作的兴起是否会重塑文学新生态》等文章，探讨创意写作获批二级学科带来的影响。总之，作为新兴学科的创意写作在中外高校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当前也暴露出其局限性，如过分强调技巧训练，导致写作者缺乏个性。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创意写作的发展不仅需要克服模式化的写作套路，还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更好地培养文学人才，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
“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新北京”“新浙派”……关于地方写作的讨论方兴未艾。2024年初，《当代作家评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两家刊物联合开辟了“新东北·新南方”专栏，旨在将这个话题向纵深拓展。韩春燕《作为现象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贺绍俊《新东北文学的命名和工人文化的崛起》、杨丹丹《“新东北文学”的东北问题、写作传统和新东北故事》、金彤和白杨《流动性、世界性与“南方精神”的再发现——“新南方写作”的文化地理意义》、申霞艳《新文明 新风尚 新形象——面对海洋与未来的“新南方写作”》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新东北·新南方”话题进行探讨。与此同时，《文艺报》在“从‘地域’出发笔谈”专栏，刊发了十几篇关于地方写作的文章，逐一梳理各个地域文学的发展态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刊发了钱海敏《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现实主义再思考》一文，探讨地方性写作的群体特征。从这些理论实践来看，大家对地方写作的讨论更加深入了，讨论面铺开了，而且有了更多的互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关于这种“地方性命名”的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第2期“文学现场”栏目刊发了“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在这组文章中，张新颖、何言宏、黄平、金理、方岩、张定浩、王晴飞围绕“地方性”进行了隔空对话。正如题目所示，大家对这一涌动在文学现场及学术领域的热潮并非都持赞同态度，而是以批判性眼光加以审视，直指其存在的问题。比如，对“地方”的刻意标榜和过度强调，不仅遮蔽了文学中多样性的“个人”，还使地方性成为了与具体生活及创作割裂的抽象符号。其中，黄平和方岩都对“新东北”背后的历史框架和社会记忆进行追问，并强调只有对其做整体性观照，并正视地方内部的差异与特殊，才能激发出其共同体意义——“在地方之中诞生了丰富、复杂的中国”。张定浩概述了“地方性”的理论源头，对中文语境下“地方性”及“地方”的混用进行勘误，并从中窥见了当代文学批评“确定感”缺失的困境。总的来说，地方性概念的发生机制、理论内涵及空间划定还存在着巨大的讨论空间。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文学创作，并在诗歌、小说领域产出作品，引发了学界展开对人工智能写作的再思考。钱文亮《AI训练、“自动化写作”与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诗学知识》（《南方文坛》2024年第1期）指出，AI诗歌能够“以假乱真”的原因在于汉字的音义同构和现代性诗学知识的认知框架，实质上其缺乏人的生命和灵魂，无法产生真正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但文章指出，AI诗歌存在的“有句无篇”和结构散乱的普遍问题如同一面镜子，警示当前人类诗歌写作需要避免对前人作品的过度依赖和对“二手经验”的过度使用。杨丹丹《AI写作与若干文学基本问题的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第1期）也认为，AI写作的涌现，为我们认知文学内部危机提供了契机，如近期小说创作模式化、经验化和故事化现象突出，与AI写作的技术逻辑相似，都是基于“同质化数据”。学界和作家应理性看待AI写作，并以人文和科技互融互鉴的方式来重新理解文学，推动文学发展。黄力之《创作快感：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人类审美权利》（《文艺报》2024年2月2日）提出，即使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时代，出现了更多的人工智能“艺术品”，但这只为欣赏者增添了一些东西而已，并没有剥夺创作者的创造快感乃至对生存意义的认同——当艺术创造失去职业意义时，人人才可能是艺术创作者，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沉浸于创作快感之中。王万程《机器作家与“共创”媒介——人工智能创作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当代文坛》2024年第3期）指出，“创造性”并非只存在于个体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知识中，并在适当条件下被再激活，而人工智能并非真正的创作主体，而是人类“共创”的媒介，其功能在于辅助理解、转化和传播现有知识和网民的创造性成果。文章认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研讨不能仅止于其技术细节，还要从哲学和伦理的角度思考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总之，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理论评论家的所有探讨都是关于“在新的语境下文学何为”的思考。这也是我们近段不断听到“文科何为”“文学价值何在”等追问的原因。王尧在《文学何为：“不确定性”时代的历史关怀和现实关切》（《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3期）中说：“在‘不确定性’时代之中而又不被‘不确定性’裹挟，应当是文学的最佳处境，而‘创造历史、文化和文明’便是在寻找和建构‘确定性’。相对稳定的文学史进程和其中的经典作品，便是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产物。”而作为新时代文学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这样的一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