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小说，但赞其为一件精美圆熟、晶莹剔透的“艺术品”，可能还是把它说“小”了；赏其为一首田园牧歌，虚构了一个世外桃源，可能也只看到了表面；至于指责它没有“思想性”（这是沈从文最常受到的批评），与现实的社会和迫切的时代没有多大关系，恐怕更是有所不见。
我想借助鲁迅来切入这个问题。鲁迅青年时代就痛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本根剥丧，神气旁皇”，这是《破恶声论》一开篇就直指的要害，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没有“本根”了，六神无主，无所适从。那么，从哪里找回“本根”呢？青年鲁迅追溯到了“古民白心”。“古民”在这个传统之前，他们的心灵还没有经过染缸的浸泡，染上乱七八糟的颜色，还是素朴纯白的，应该从这里找到“本根”，恢复“神气”。鲁迅的这个思想，留给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是，我们在传统的下端，“古民白心”在传统的前端，中间隔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跳过这么长的时间，和“古民白心”对接上？
这个难题中的时间距离，在沈从文那里置换成了空间距离：我们没法回到遥远的古代，但可以去现在的偏僻之地，找到“古民白心”。“礼失求诸野”，把“礼”字换掉，思路还是“求诸野”的思路。《边城》初看是一个封闭空间里的故事，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再去看，就觉得不是。作品是这样开始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个叙述是说，有这么一条路，沿着这条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地方和这地方的人。沈从文画这幅路线图，是假设外面有人来，由外而里的，是给外面的人来找这里用的，是“求诸野”的路。《边城》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似真似幻，“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按照做下的标记再去找，“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哪里找得到；沈从文却肯定了边城这样的地方的存在，开头这么短的几句话，突出的句式是存在句，重复用了好几个“有”字（还省略了几个）：有路，有小溪，有白塔。也就是说，“求诸野”是可能的，找得到朴野淳厚的生命、刚健善良的心灵。为什么要找？为的是民族的“本根”和“神气”。所以，《边城》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湘西作品，它们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个人的乡愁，并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过得不如意而用记忆来安慰自己，它们有更大的用心。触着了这个大的用心，我们才能理解《边城》题记的最后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沈从文和鲁迅对于传统的看法非常不同，“过去伟大处”的“过去”是包含着悠久的传统在内的；“目前堕落处”的“目前”，指的是他所置身其中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本根剥丧，神气旁皇”是“堕落”的原因，也是“堕落”的表现。沈从文喜欢用“常”与“变”的交互作用来描述时代，有“本根”就有“常”，有“常”就不怕“变”，怕就怕没有了“常”，那就只能在不断的“变”中，仓皇失措，“神气旁皇”。沈从文后来创作《长河》，集中处理“常”与“变”的问题，表达了非常深重的忧思。但很遗憾的是，这部作品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沈从文忧心忡忡的是，在现代的“大力”下，原本素朴的性格灵魂会不会被压扁扭曲，“白心”会不会被浸染上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颜色，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的完整性会不会遭到破坏。“变”是无可避免的，但“变”是不是一定要取消“常”，现代是不是一定要把“本根”也消除掉？这个思想不应该被套进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里去，沈从文所要维护的不是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而是现代以及现代以后的将来也应该存在的东西。
沈从文和鲁迅两个人看上去很不一样，但是在他们的文学深处，却能够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青年鲁迅所揭示的“本根”和“白心”思想的作家，他的文学，也不妨说成是持守“本根”和“白心”的文学。
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对《边城》的“大的用心”有所感知，再来看这部作品和沈从文个人的生命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也是这篇文章着重要谈的。我们不妨先看看，是哪些因素酝酿了1934年连载和出版的《边城》。
《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不是凤凰。沈从文20岁时随部队移防川东，经过这里，见过用木头编成的渡筏，《从文自传》里特意提到，“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沈从文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船，但那样的渡船，他跟汪曾祺说，平生只看见过一次。
写作《边城》的缘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的经验。“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这些话，是1948年题写在《边城》初版样书上的一段文字的开头部分，这段文字作为《新题记》，编入《沈从文全集》，含有关于《边城》创作的重要信息。
《新题记》接着写：“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这个印象一定非常深刻，在未完稿的自传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又有描述：“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
《湘行散记·老伴》中回忆，作者刚当小兵时在泸溪县，伙伴中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新题记》又接着说：“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
值得注意的是，《边城》的写作过程，因为中间插入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而中断。在返湘前，沈从文刚结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誉，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可是，母亲的病危使这温馨幸福的氛围不得持续。沈从文返湘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大哥信，告知母亲病故。续写《边城》，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进行的。
《新题记》最后总结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以300多字的《新题记》为线索，综合其他文本，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发酵、酝酿了《边城》。费力这样做，不是为了“考证”《边城》的现实来源，更不想把它“坐实”，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发酵、酝酿了《边城》的因素的性质：这些性质渗透进作品，在作品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因素的性质的理解，也极大地影响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用不着概括，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性质，就已经形成集中而强烈的感受了。
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单就情节来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翠翠的故事后面，隐现着翠翠父母的故事。刚开始，读者可能不会想到翠翠的故事最终发展到这么哀伤的地步。
美丽可爱的少女形象，在文学里不算少，但翠翠的美和动人，却有些不同。作者突出的是她的“自然性”，或者把她称为“自然人”也无妨——作者甚至把她写成自然里的小动物。“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那就是说，她从里到外，都得自于这青山绿水的自然，与之和谐一致。“教育”是沈从文喜欢用的一个词，他用这个词的时候，常常说的是人从自然现象和人事经验中的学习所得，区别于通常说的从书本、学校、知识系统里接受文化的行为。他说“自然教育她”，就是肯定她精神上熏染和浸透了“自然的文化”；但从“文明社会”的“文化”观来看，未尝不可以把她说成无知无识，心智未开：如若她见人有“机心”，不是就要举步逃入深山么？知识和心智发展出“机心”，就是“文化”走向狭隘的标志了。如果说一个“自然人”没有“文化”，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概念太小了，限制了视野和判断。今天的“文明社会”不是在努力学习“自然的文化”、学习与自然和谐相处，却也未必就学得好吗？
以翠翠为圆心，来看她生活世界的周围。最中心的生活当然是她和老船夫在溪边渡口的日常光景。翠翠与老船夫共享寂静安闲的生活，但老船夫和翠翠却不同。可以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却不能这样叫老船夫，因为“教育”老船夫的，除了自然，还有人事。他和翠翠在同样的山水里，却比翠翠多了人世的阅历和沧桑的经验。这是其一；其二，同时也因为阅历和经验，他所感受的自然，也不像翠翠那样单纯明朗，而多了些复杂和沉重的成分以及莫可名状的感受。
比这个生活圆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山城的生活了，出现了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出现了端午节划船比赛，出现了茶峒日常的人事和普通的场景。茶峒的风土人情，并不像在一般小说里的那样，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的，它本身就是小说要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是“附属”或“陪衬”在故事的后面。
小说的名字叫《边城》，如果换成“翠翠的故事”，就简单了许多、单薄了许多。“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它还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一种不同的价值的象征。写《边城》，就是写“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点事情”。“边城”不是为了翠翠才存在的，“边城”是和翠翠一道出现在作品里，共同成就了这个作品，因而也共同确立了各自在文学中的存在。甚至也可以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点、一条线、一支动人的曲子，或者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沈从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写、风土叙述、人情刻画，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并不限于《边城》。
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选择写妓女来突出边地人情，实在有挑战世俗社会价值的意思，但这挑战，换个人来处理，就极有可能处理得突兀、僵硬，而在沈从文写来，却非常自然。他写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
这里可以见出沈从文叙述的一个典型而重要的特征。他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妓女和水手，也不是具体的某时某刻的场景，他写的是复数，是常态，但奇妙的是，这对于复数和常态的叙述却异常逼真。不同于一般对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叙述的平板和面目模糊，沈从文的叙述，能以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和特殊性处理，达到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的具体性。他通过写复数妓女的常态生活而见山城的风俗人情，也见一种不同的道德、价值和文化。“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叙述的话头一转，“挑衅”般地扯出“读书人的观念”“城市中人”来，可不是无端起事：即使我们姑且承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他用文字造的一个桃花源，那这个桃花源，也不是用来做逃避的去处的，它具有积极的反叛性。
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这个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却也有它的悲哀。这个悲哀可从人事上说，也可从自然上说。说到最后，人事上的悲哀和自然上的悲哀可以归一。
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她和一个军人唱歌相熟后有了私情，军人服毒自杀，她在生下孩子之后也追随赴死。翠翠母亲的故事在小说中的存在，是一步一步地推进到最高程度。一开始，只存在于叙述者“客观”的叙述中；第二步，它出现在老船夫的心里，并在他的心里逐渐强化，越来越占有位置，直至达到对命运的预感；第三步，它到了翠翠的心里，成为压迫着她的无从挪移的沉重的东西。由于年少懵懂，翠翠对它的感知不可能与老船夫的感知等同，但是它既然已经成为翠翠无法移开的东西，就会一直等着她明白的一天。写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必要再写了，所以一直到老船夫死去，都没有再提翠翠母亲的故事。小说最后，杨兵马跟翠翠说到她的父母，说到老船夫的事，说到围绕着翠翠所发生的一切，翠翠先前不知道、不明白的，这会儿全明白了。明白了，也就长大了。明白了什么呢？我们一开始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她受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现在，我们得说，她受到了人事的“教育”，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对命运的感知。
小说中几次提到杜鹃，似乎都不引人注意。但既然沈从文多年后仍然记得年轻时过茶峒“闻杜鹃极悲哀”，我们不妨来看看小说中杜鹃出现在何种情境中。老船夫想到翠翠母亲心中隐痛却勉强笑着时，翠翠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想到各种事情，其时来做媒的人刚走；黄昏时，别的鸟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翠翠“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时，杜鹃的叫声和凄凉的感觉连在一起，“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祖父不知道翠翠的心境，只顾摆渡，翠翠忽然哭起来，此时，“杜鹃又叫了”——杜鹃的叫声引起悲哀和伤感，这当然不是沈从文的“发明”，但沈从文把它写进这么一个仿佛永远妥帖和谐的环境里，写进一个刚刚开始接触一点人生上事情的少女的感受和意识里，就不是重复文学滥调，而是他个人心思的文学表达了。
本来，这似乎是个容易圆满起来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偏偏是，两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就牵连进许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老因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去了，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地听，却没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
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的事到翠翠的事，都那么不能如人意呢？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翠翠母亲从认识那个兵到丢开老的和小的，陪那个兵死去，“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
“天”这个概念，在《边城》这部作品中非常重要。“天”不是自然，在沈从文的思想里，自然和人事是并列在同一个层面的两种现象，人可以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的“教育”，“天”却是笼罩自然和人事的东西，它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
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如果反过来，用小说的叙述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的话，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水灾时吊脚楼被河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出版，《习作选集代序》里谈到《边城》，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他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段解释的前面，有这样“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1949年，沈从文在命运的转折处写回顾人生经验的自白性文字，其中一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提到《边城》时说，“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又说，“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会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会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
叙述得更清楚的，是同时期这一类文字里面的《一个人的自白》，分析了个人从小由于家道中落和体质孱弱等而形成的内向型性格，其特征是“脆弱，羞怯，孤独，玩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生活中所受的屈辱，无从抵抗和报复，“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影响到以后。年纪稍长，在部队中只看到一片杀戮，“说现实，我接触的实在太可怕了。”“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因为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
《边城》创作于沈从文个人生活的幸福时期，但是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却会使生活的分期无效。现在我们应该深切地感受到了，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
“微笑”担当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笑”面容，担当了什么？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单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如何美，人情风俗又如何淳朴，就把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简单了。“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微笑”的文学对于作者个人有这样的担当，如果把这种担当从作者个人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呢？沈从文在《题记》里说到的“民族复兴大业”，并非只是随便说说的大话，也不是理论的预设，他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出发而引申这种思想的，这种思想与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的“热情”渗透、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对《题记》里的话获得新的理解，进而对《边城》获得新的更大的理解。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
——《边城》与沈从文的生命经验
□张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