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当我们试图回眸去寻找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学叙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个最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学世界。湘西作为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世代聚居的地区，在沈从文成长的年代，是一块尚未完全被儒家文化以及现代都市文化同化的土地，衡量这块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外一套价值规范和准则。沈从文力图以本真或原初的眼光去打量湘西世界，借以追慕屈原，实现他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他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的姿态去创造乡土景观，也忠实记录了具有鲜明地方性色彩的乡土记忆，正如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所说：“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方却很少有这种福气。”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由此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金介甫语）。当20世纪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进程中，正是沈从文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最后的背影。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边城》的历史意义怎样估价都不为过。《边城》堪称乡土中国的最后一个“乌托邦”，也是关于“美丽中国”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完美呈现。沈从文在《边城》中讲的是，跟鲁迅的启蒙主义视野之下需要改造国民性的“丑陋中国”不太一样的另一个中国故事，“边城”也成为可以和鲁迅笔下的鲁镇一较高下的文学象征。

“边城”作为现代文学中的“最美乡村”，是陶渊明的桃花源的一个现代版，是一曲凄婉的“牧歌”，是一首乡土田园诗。而谱写一曲中国式的“田园诗”，也构成了沈从文《边城》写作的主导动机。

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说：“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种对“地点”的附着性和粘合性，使得沈从文笔下的这座小城，形塑了一个文学空间。小说之所以叫“边城”，而不叫“翠翠和二老”，正是因为“边城”这个命名更具有地域的原型性。按照巴赫金的说法，“边城”作为“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限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

这种田园诗所特有的“回环往复”的节奏，在《边城》中集中表现为四季的轮回以及沈从文精心营造的节日场景。《边城》中的情节主要围绕两个节日展开，一是端午，一是中秋。而正是季节的转换与节日的轮回构成了乡民在时间体验维度上的循环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沈从文在小说的前几节中集中写到四季的轮转和几个重要的节庆：“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有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沈从文之所以把故事情节选择在端午、中秋集中开展，除了两个节日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之外，民间节庆还呈现了巴赫金所谓的乡土时间的“回环感”，客观上有助于沈从文在《边城》中一心一意地建构“桃花源”般的田园牧歌世界。

但《边城》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和王维所书写的古典田园诗。边城毕竟置身于现代的时间洪流之中。而边城中其实是有现代性时间因素的介入的，它并不完全存活在传统型的循环式乡土时间中。只有在《边城》的开头部分，读者才能看到一幅静态的田园山水画：“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个著名的开头用的是“顶真”的修辞手法，沿用的也是典型的传统讲故事的方式，这种循环往复的叙事格局隐含着一种乡土的循环时间观。但是到了《边城》的结尾，小说就具有了历史时间的具体性，因此也就有了现代小说常见的开放性和所谓的“无结尾性”。这就是同样著名的《边城》的结尾：“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这个由两个“也许”构成的结尾预示着翠翠对她自己以及她心仪的傩送的命运有一种不确定感，而故事中的时间也从小说开头的循环性变成了一种现代的、指向未来的线性时间。当沈从文把“现代”的时间维度引入到小说之中，故事的结尾也就必然是指向未来的，是开放的，是无法在现世兑现的，从而也使沈从文的田园牧歌演变为一曲现代的“挽歌”，预示着湘西的世外桃源必然破灭的历史命运。这种必然性的命运就源自于具体历史时间的介入，也使《边城》有了现实感。

《边城》中的时间性，因此如其空间维度一样，是小说中所隐含的一个内在的向度。美籍华裔学者高友工在他的《中国叙述传统中的抒情境界》中曾经讨论过抒情自我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叙述视点下，客观世界与时间变迁之经验实为不可或缺，甚或比抒情时刻更加实在——此乃由于抒情自我在叙述文学中必须安身立命于时间的真实中……就抒情传统而言，客观性与时间……带来困扰、甚至威胁。”时间性因素在现代小说中往往带来的是不安定的因素，而《边城》的叙事也是一个时间性和历史性逐渐凸现的过程，到了《边城》的结尾，小说已经露出变徵之声。时间的客观性以及历史的具体性，就双双登场，从而也使得小说的乌托邦图景开始令人生疑。《边城》主体意蕴的复杂性也正体现在读者开始质疑田园牧歌图景的真实性。由此在《边城》中，小说的意义既生成于牧歌的秩序本身，也生成于这种秩序的被质疑。恰如另一位旅美华人学者郑树森所说：“沈从文的田园模式，其实暗示强力，城乡之间，文明和原始之间，对比对立，而其笔调既有反讽，又有哀伤。”

《边城》也逐渐生成了一种挽歌的意绪。而纵观20世纪的中国历史，堪称最有悲剧性的一页的，正是乡土田园牧歌世界的日渐流失。对于温馨宁静的田园世界的损毁，沈从文在1930年代创作《边城》的同时期就有过一种无奈的惋惜之情：“时代的演变，国内混战的继续，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而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为新的日子所消灭。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默，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的也全毁去了。”这个说法呼应了鲁迅更早在《故乡》中传递的信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这种萧索荒凉的气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本真面目。

但《边城》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并不会因此大打折扣。边城作为一个审美的乌托邦，对于真善美世界的构建，对于人类文明未来的指向，永远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愿景。如果丧失了这个愿景，就有可能前途暗淡。因此，文学世界所建构的如“边城”一般的审美乌托邦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天然担负着提供人类理想远景的功能，也提供着对人类的某种精神慰藉。

无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如何内涵了自我解构的因子，其中依旧存有沈从文对完美生命境界的追寻，也隐含着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其实并不多见的乌托邦远景。恰像高友工评价《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抒情性”时所说的那样，尽管曹雪芹和吴敬梓“皆判知时间必然的侵蚀与乎对真实的怀疑将严重动摇生命的整个境界，他们仍愿意有保留地依附于此一破损的生命境界；在危难中此境界仍慰他们以抒情的喜乐。当此二作者给出片断的境界或幻象，二人同时也对我们真诚的表白了他们破裂的希望。缘此种种，这二部书使我们自觉‘在放下作品后，不同于前’”。同样，当我们放下《边城》，也会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翠翠那样，尽管等待的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只要有等待，也就希望尚存。这就是沈从文的杰作带给我们读者的抒情的喜乐以及关于希望的愿景。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