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的长篇新作《听漏》是他的“青铜重器系列之二”，“之一”是出版于2014年的《蟠虺》。由于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及其角色身份设定大致相同，二者在故事和主题上的承续关系是明确的。前者的主人公是已经退休的青铜重器专家曾本之，聚焦的青铜文物系在社会上名声大噪的曾侯乙尊盘；后者则以陈列在博物馆里的九鼎七簋为中心，讲述的重心转移到了曾本之的同事马跃之身上。两部作品共同呈现了蕴藏在古老青铜重器上的传统道义和文人风骨，“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观念被反复诠释，昭示了向传统致敬的立意。相比于《蟠虺》，《听漏》的情节更加复杂。《蟠虺》揭开了一场贪欲驱使下发生在曾侯乙尊盘上真假互换却又不动声色的惊天大事；《听漏》则以按周秦规制应为“九鼎八簋”但却只出土了“七簋”的诡异事件为主线，在更大的时空和更加繁复的人物关系中建立故事，其间人的无定命运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令人震撼。
《听漏》的故事复杂精巧，九鼎七簋和与之相关的文物构成了小说展开情节的中心物象，但如何将之融为故事中的要素，是最能彰显作者匠心的地方。无论是《凤凰琴》《圣天门口》还是《黄冈秘卷》，刘醒龙作品中的“强故事性”读者早已领略过。面对题材自身的神秘与厚重，《听漏》“正面强攻”的势头比之前更加猛烈，物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历史的纠葛不仅深化了主题，相比“消解故事”的写法也提供了更好的阅读观瞻。这其中，设疑和解谜是主要方法。博物馆陈列的“八簋”与“七簋”谁为嫡庶？告知地铁站工程漏水的信函是谁写的、又为何用甲骨文写就？听漏工是一个怎样神秘的工种，而他又为何频频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水务局陆少林副局长的藏宝室里有哪些珍宝，其捐献的方壶里又装着何物？病房里的秋老太究竟是谁……这犹如迷魂阵的预设被罗织进种种叙事的技法中，随着丝丝入扣又抽丝剥茧的述说，预想之外的结局逐一浮出水面，读完让人有酣畅淋漓之感。
建立在真实感之上的艺术美感，还体现在《听漏》所描绘的地域文化和世情生活中。小说的逻辑固然严密，但真正让人因信以为真而与之共情的，不仅在于合情合理的情节推演，更在于小说对现实的照应与投射。《听漏》是在荆楚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小说，大量地方性知识和世情伦理所形成的地域精神为人物建构起了异质性的生存环境，连通了离开这个地域便不存在的文化血脉。如同小说里写到的：“万乙一开门就闻到屋子里有一种东湖一带房屋内特有的气味”，这种气味在其他地方是寻不见的，这就是地域文化的特质。曾听长发现地下管线漏水的地铁施工地段位于东湖路与黄鹂路交叉处，博物馆、报社大楼和文联作协大楼在其附近，很多情节在这里发生。不仅这些，包括老鼠尾、先月亭、京山县等，《听漏》中的这些地点绝大部分都是实有之地，甚至彼此之间的地理方位也是现实的翻版，仿佛马跃之、郑雄、万乙、沙璐等书中人物每天会在这些道路上穿梭往来，就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在武汉人烟火蒸腾的日常中，其亲近感令人倍感温暖。
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地方”，不仅为人物奠定了可供站立和行走的根基，也避免了将其简单化为只去完成任务的工具性角色，同时还原了它们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以郑雄为例，他是坐在批判席上的角色，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为曾本之、马跃之等人所厌恶。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鲜活性。他为了谋取更高权位而骗取曾本之的信任，为承接曾本之的学术衣钵而不惜与曾小安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被“老省长”推上正厅级青铜重器学会会长的宝座，还想将楚学院院长一职搞到手。人一旦利欲熏心，行为便走向了邪路，命运也就涂上了悲剧色彩。再如万乙和王蔗，二人因工作原因有了交际，很快就被欲望控制而有了男女私情，但却又各自有着另一个相爱的人。而到了婚礼上，王蔗却以一副“那种与生俱来的羞羞答答，宛如还未尝过禁果滋味的少女”示人。老三口和华姐之间的感情又与此完全相反，人性的复杂可见一斑。类似这些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听漏》展现了千姿百态而又逼真的世情生活——作者在小说终章慨叹：“考古考的不是古，是在考验人心。”小说的力量感更来自人物面对现实的态度，从曾本之、马跃之、郝嘉到郝文章、万乙、曾小安、柳琴和老三口、华姐等人，他们对生活既充满热情又不缺少思考，每个人都活出了一个泼辣辣的自我，让人感觉到蓬勃的生命活力。
对真相的探寻和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敬仰，应当是作者伏埋在《听漏》中最重要的主题追求，前者以听漏工曾听长为代表，后者主要着落在马跃之身上。听漏工曾经是现实中有过的一个职业，作者在创作谈中说：“那是前些年听车载电台说的，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位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之际，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聆听地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以此为灵感，作为听漏工的曾听长被引入小说中，担负起了打捞历史和人间秘密的职责。他手拿铁棒，夜深人静之际游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凭着敏锐听力发现地下管道的漏水声，避免了地铁施工给博物馆带来的可能性危害；在湫坝找到了埋藏青铜方壶的洞穴，也由此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当然，他还发现了郑雄的私情。按照行业规矩，听漏工一天只能说十句话，哪怕多说一句其听漏的功力都会减退一截，沉默寡言的曾听长因而握有他人无从知晓的机密。与曾听长这个形象相类，陆少林、梅玉帛、郝文章等人所寻找的真相，既有他们被历史淹没的个人身世，更有心灵深处重情重义、至情至性的那个自我。
“九鼎七簋课题，要探究的不是第八只簋，是天下文人的灵魂。”作者笔下的这句话，为理解小说的精神主题提供了指引。小说第一章写到，楚学院“经过民主投票，大家一致同意，办公室一律不编号码，而用带楚字的成语制成门牌号码挂在各自门上”。作者心向传统的立场昭然若揭。在这个氛围中，曾本之、周先生、马跃之等人将青铜重器研究看作自己的学术生命，以至于将未能早于盗墓贼而发现“一座与九鼎七簋同为两周时期的贵族大墓”视作奇耻大辱。曾本之在发掘完大墓后宣布退休；马跃之专事丝绸等杂项研究发誓不再触碰青铜重器、亦不再说“青铜”二字，提及“青铜重器”时一律改称“两周重器”，“这既不是习惯，更不是自然，首先是一种生命法则，是将退后一步作为前进的最好改变”。这些改变，表达的都是一份凝重的反思与敬畏。马跃之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职业生涯中秉持“情感的温度，不能高于青铜重器”，追求真实，嫉恶如仇，不慕名利，对于郑雄将青铜重器研究当作进身之阶，马跃之表现出极大的反感，是站在道义立场上对社会上君子人格坍塌的批判。借“器”而弘“道”，是《听漏》的叙事主旨。
犹如青铜器上繁复的饕餮和蟠虺纹饰，《听漏》以题材、主题和叙事技巧、文本相貌的同构形成神秘、华丽又细腻的独特韵致，尽情展示着当代长篇小说的丰厚美感。听漏工曾听长的角色形象可看作一个深刻的文学隐喻，他仿佛是作者为生活安置的一个冷峻视角，避开喧嚣时段走进他人习焉不察的寻常巷陌，谛听并警示隐伏在幽暗处的潜在危机，默默完成对真相的探寻和对世界的守护——我们或可说：好的小说之于现实，或许就该是“听漏”。
（作者系河北作协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