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王圣志说纪录片《赶集故事会》受到我文章的影响，我将信将疑。去年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脱口而出，我正读您的文章。客气客气！我不相信这样的客气话。他随即念出了我发在《天涯》2023年第5期上的随笔《情感转向和生命之思》。《赶集故事会》超前点映会上，他又背了文章的段落。活动后，王圣志还跟我提到文中“星散”的概念。我确有这样的描述：“当代生活的倾向是星散的。技术将我们同一时空的单维生活裂变成同时叠加多个时空的多维生活。过去，我们在一个会场开会，我们就只能存在于这一时空。可是，网络技术提供了分身的可能。你可以既在某个现实学术会场，又同时和无数不同时空的人聊天。这是我所谓的星散。星散的实质是主体的碎片化，我们‘悟言一室之内’，却星散于无限的细小时空。”但与其说我的文章启发了王圣志，不如说文章深描了他本来就有的看法。王圣志深信，星散看似主体获得分身能力，实则加剧了原子化生存。因此，应该去创造人与人相互的连接，所以才有“赶集”的选题。

赶集既是古老的，又是当代的。墟集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市场交易形式，却在互联网生存普遍化的当下重新为年轻人所追捧。这里大有意味，也构成《赶集故事会》背后的当代问题意识。《赶集故事会》既记录墟集百态，又发出赶集召唤。某种意义上，后者超乎前者。所以，这部纪录片里确有人间百态、多样人生，但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所有的墟集人生，在这里都被打碎并进行影像重构。

这里涉及王圣志以碎片化对抗碎片化的理念。在他看来，信息传播方式看起来是碎片化的，但创造有效传播的主体却必须是具有反思性和深度思考能力的。《赶集故事会》采纳了高频剪辑、旁白解说、主题引导、特写特效、配乐烘托、音画错位等技巧，创造了一种高度呼应当下青年视觉趣味的影像风格，跟过往纪录片的影像语言大不相同。王圣志也深知这部纪录片的“纪录性”也必遭质疑。不过，任何当代的艺术创造都在创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世界日新月异，老语言无法捕捉新经验。《赶集故事会》的影像语言无疑是“俗”的，但这俗不是滥俗和媚俗，而是直面当下大多数青年人的心灵困境。

你会发现，当代人的生活是反“赶集”的。技术为一个孤独倦怠的当代主体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足不出户，让外卖小哥替你去奔跑，让“衣食”自动来到你“住”的门前，顺便把你的“行”取消了。这种当代的生活常态，却隐含着最深刻的心灵和社会危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一个青年朋友反驳我说，对于e人来说，社交或许是能量补给，对于i人来说，社交却是能量损耗。那么，允许我也作出我的反驳。“社恐”的流行是非常当下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自称“社恐”，甚至于很多“社牛”也乐于戴上“社恐”的面具。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本来就有那么多社恐，而是时代和技术成了“社恐”的土壤。“社恐”的本质是原子化生存的普遍化和自我合理化，它不是简单的心理或人格现象，而是社会和时代的结果，是时代中一种重要的青年文化症候。

“社恐”是一种实然，却不是必然和应然。对于将希望当做生命本质的人来说，不该将实然当做必然，而要设法使应然成为实然。生命的存在就应该是一种共在。每一个生命必须与更多生命同在。生命应该创造“我与你”的连接，无数个“我与你”的连接。马丁·布伯说“一个人说出‘你’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什么具象的事物，‘你’字并不赋予他任何所有物。然而，‘你’字被说出口的时候，意味着讲话的人身处一段关系之中”。处于一段关系中意味着，生命摆脱了静态，而在无数点的连接中运动起来、丰富起来、多彩起来。就此而言，我们并不剥夺个体独处的权利，但独处不应是生命带有绝对性的应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在此背景下看，《赶集故事会》的赶集构成一种召唤：摆脱蜗居和独处，摆脱幽闭和原子化的存在，脱“个”入“集”。集市的“集”是无数个个体的集合，是劳动、汗水、坚韧、体谅和友爱的集合。去赶集，不仅是去买东西，而是去相遇，去相爱。

《赶集故事会》里，导演有能力四两拨千斤地刺破那种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的氛围，露出生活更丰富真实的杂质。他深谙碎片化时代的语言，可他并不安于在碎片星散的流量时代如鱼得水，他内在的关切仍是生命深处的困境。《赶集故事会》正是这样的关切下诞生的作品。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