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权
1933年，丁玲在自己寓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外界纷传她已被杀害。鲁迅也误认为丁玲已死，写下一首《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在鲁迅看来，“丁玲之死”是文坛巨大的损失。悼诗中“可怜无女耀高丘”一句，出自《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在遥远的古代，屈原怀才不遇、流放楚地；现代的丁玲出生湖南临澧（今属常德市），与屈子被发行吟的汨罗江相距不远，这也是一个才华独异却遭遇不幸的灵魂。1936年，丁玲甫逃离南京监狱，惊闻鲁迅逝世。她写信致哀许广平正署名“耀高邱”，足见内心的感念之情。
从五四时期大胆书写女性苦闷到“左转”以来先锋言说革命运动，丁玲往往被视为激烈的反叛者。鲁迅却将她纳入屈原以来的湖湘历史文化一脉，颇有眼光。丁玲的故家是湖南地方上有名的书香门第，她的众多家族前辈，包括至亲的父舅叔伯等都走读书取仕之路，属于传统士绅阶层。左翼革命文人以叛逆、反抗的姿态，做了“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然而身处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臣”的等级可以被连根拔起，“子”的血脉却斩而不断、积淀于文学与思想。丁玲的大半生沉浮于共产革命浪潮，始终无法脱离早年的生活经验与家族文化底蕴。随着世易时移，她在生命不同阶段时时回顾家人家事，丰富了笔下的文学世界。正如鲁迅说自己是脱胎旧阵营的“中间物”，丁玲也是从传统走来的“革命人”。
“新青年”源出旧家族
在突遭逮捕之前，丁玲在文坛经历了一个从初出茅庐到备受关注的阶段。她最初发表《梦珂》令人惊艳，接踵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大胆袒露女性内心、追求思想解放的小说引发震动。自1930年代初发生“左转”，又陆续写下《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田家冲》《水》《母亲》等，展露出“新的小说”风貌。一个才华绽放的作家溘然“逝去”，让鲁迅感慨“中国失掉了好青年”。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跻身五四“新青年”却出生于旧士绅家族，相关生活、文化在她的创作中留下不可忽视的印记。
丁玲原姓蒋，受五四运动中的“废姓”风潮影响改名易姓。她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都是湖南常德知名的大家族。丁玲父亲蒋保黔所在的“安福蒋家”（临澧旧称安福），堪称源远流长。明朝初年，蒋家先祖蒋官一因平定苗疆立功，安家湘黔交界处，此后子孙繁衍。据丁玲自述，安福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
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道凡是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蒋家富甲一方因为广有田地财产等，但更重要的是众多子弟读书应试、官宦辈出，令家族的荣光延续。且不说安福县每年在正额之外特意给蒋家留出两个秀才名额，丁玲的几位近祖都是科场幸运儿。她的曾祖父蒋徵瑞考中进士，以二品官衔督办财赋。祖父蒋定礼考取拔贡，官至知府。丁母余曼贞的家族虽然不如蒋氏煊赫，却也是诗礼传家的门第。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他多年开馆教学门生众多，后来出任云南知府、官至四品。
蒋保黔迎娶余曼贞，从表面上看是一桩好婚姻。但余曼贞进入蒋家后，发现夫家大而奢侈，丈夫秉性不坏却无力承担家业，处处弥漫着颓废气息。客观地说，蒋保黔不是一味堕落的子弟，只是遇上科举制度废除、时运不济的可怜人。他十多岁就中了秀才，眼见留学风潮兴起还曾设法东渡日本求学，但因为身体生病、经济窘迫不得不放弃。蒋保黔郁郁不得志再加上鸦片摧垮身体，英年撒手人寰。余曼贞遭遇丧夫之恸却不甘沉沦，不顾世俗眼光进入新学堂。她先后在常德女子速成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求学，后来更到社会上“抛头露面”，就职于常德桃源女校、常德女子高级小学，还创办了女子俭德会以及附属学校。
父亲早逝后，丁玲随母亲长期寄住舅舅家，自小与表哥定亲。逐渐长大的丁玲想去大城市求学，与舅舅发生激烈冲突。丁玲的这位三舅余笠云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仅是擅长交道官府的士绅名流，而且在家庭中常摆家长权威。他训导丁玲守礼节，命令她中学毕业就与儿子完婚。少年丁玲一气之下搬出余家，而且写了一篇文章痛骂舅舅是专制家长，是道貌岸然的豪绅。常德《民国日报》隐去姓名刊登了她的“檄文”，令余笠云格外恼火。在这场家庭冲突中，丁母站在女儿一边，郑重交与嘱咐和学费，促成她飞向外面的广阔天地。
余曼贞的中年奋进为丁玲打开了人生视野，更给予她前行的动力。丁玲的早期创作极富情感地选取母亲作为原型人物，“首秀”文坛的《梦珂》就携带母亲的印记。《梦珂》从题目到情节都透出一股“洋味”，但字里行间的感伤失落却牵连一个遥远的家庭记忆。小说开篇如电影般急促紧凑，场景不断在网球场、学校走廊、教务室、画室切换，镜头略过打网球的女学生、喧闹的人群、红鼻子先生、半裸模特，最后聚焦于梦珂身上，以说明“她是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匆匆作结。接着，突兀地将镜头对准梦珂的父亲——一个生活在古屋花厅中，与诗酒之士结交的失意老士绅。写到梦珂到好友家做客，丁玲又宕开一笔，开始追述她年少时读《西厢》、与父亲在花厅中听雨下棋的场景。丁玲连续用“顶有趣”“像梦一般”“越想越恍惚”“最可忆的”等形容词来建构一种乡居乌托邦。
丁玲移植母亲的身份、经历并且代入自己的都市体验，杂合成一个梦珂。梦珂看起来适应了都市生活，她为实现去巴黎的梦甚至开始跟着表哥学习法文。但小说中“生硬”介入她父亲的信息，通过一封家书交代他对梦珂的物质支持与情感关怀。梦珂父亲年轻时耽于享乐、挥霍家产，性格上偏感性放荡，被革职后便一蹶不振。从价值评判的维度上来说，小说显然对他持否定态度。但从情感的维度上来看，他是梦珂的经济后盾和心灵港湾。丁玲在《梦珂》中书写都市边缘人的焦虑，但借助人物对原生家庭的回忆寻找情感的安慰。更具体地说来，是她追溯母亲儿时生活的太守府，打捞出温情的片段。
丁玲在《梦珂》中书写母亲及家族含蓄曲折，到了“左转”时期写长篇小说《母亲》变得直接而且细节化。小说主人公曼贞与丁母同名，全篇以她丧夫、返回娘家、进入学堂的经历作为主轴，涉及蒋、余两家的诸多人事变迁。丁玲写《母亲》一改塑造梦珂、莎菲的意识流独白手法，尽量铺陈家族生活以折射时代、社会之变。小说中的两大家族于氏、江氏谐音化姓，对应现实中的余、蒋两大家族。在丁玲笔下，不同身份、年龄、地位、立场的人物纷纷开口说话。他们的对话互相补充，令小说内容变得开阔。如年事已高的下人，倾向于回忆江家昔日繁盛。老于念念不忘江家老爷少年得志、担任高官，幺妈则絮絮说起死去的三爷在15岁就做了秀才，乡里艳羡。至于嫁到江家的曼贞，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她着眼的是江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实境遇：“家里几乎全部都是吃烟的……男人们成天到夜都躺着过日子，女人也跟着学。”
《母亲》的叙事也不再封闭于个性青年的内心，而是采取全知视角，每一部分都呈现不同人物的眼界与情感。开头细细描绘幺妈、老于、秋蝉等下人间的闲谈，说明江家三爷逝世、曼贞新寡的境况，揭示出家庭内部的风雨飘摇。到第二章，曼贞与女儿小菡的视线聚焦于灵灵坳乡村春景，小菡以童真的眼睛观察自然环境，不知忧虑地自由玩耍，也敏锐地感知到大人世界的愁云笼罩。曼贞则在幺妈的开导下，终于有了生的希望。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从曼贞眼光来观察周遭世界，她返回娘家，在女学堂里经历精彩、新奇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风潮袭来，整个小城陷入恐惧，曼贞与家族里的人紧张而又茫然地迎来不可预测的未来。
正当丁玲写作渐入佳境，国民党政府以严控文艺为名查禁连载《母亲》的《大陆新闻》，致使无从发表。1933年5月，丁玲被秘密绑架则中断创作。在丈夫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主编左联刊物《北斗》、加入共产党，“赤化”得相当明显。她的家也做了党内活动的一个机关，引来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并将其逮捕。因为前有“左联五烈士”事件，连鲁迅都相信丁玲难逃一死。为制造社会舆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很快出版《母亲》单行本，这部未完的小说作为“丁玲女士遗作”受到广泛关注。
往事并不如烟
1936年，丁玲逃离国民党的囚禁，长途跋涉来到陕北保安，是第一个抵达中共中央苏区的知名作家。此后，丁玲担任“文协”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辗转于延安、西北抗战前线、华北农村各地。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作家，丁玲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她书写中国革命的主要视角。然而往事并不如烟，家族记忆如旧梦挥之不去，在她的创作中时时上演魂兮归来。
1940年代初，已到延安的丁玲起意续写《母亲》。她重获新生，听说《母亲》已成“遗作”想必五味杂陈。既然时过境迁，续写《母亲》势必进行调整。1944年，《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跟随中外记者团来到延安并采访丁玲。赵超构提到一个有意味的问题：作家应该如何处理生活中的素材，才不使作品显示出“小资产阶级性”呢？丁玲回答比较干脆，“必须站在群众的观点去写”。赵超构再问丁玲，认为自己以前所写的是否还有存在价值？她稍有踌躇，用“观点不正确”来形容自己的旧作，又说：“但是那些材料，这是可以利用的。我打算将我从前所作关于我母亲的那本小说，用新的观点重写一本长篇小说。”与初写《母亲》之际比较，丁玲已经不满足那种观察、剖析社会现实的写法，而倾向以《讲话》文艺政策组织现实进而创造现实。
《母亲》续篇没有公开面世，直到丁玲生前秘书王增如整理她的遗物，才发现残稿。从残稿内容看来，仍讲述以曼贞为中心的于家、江家故事。《母亲》第一部着墨不多的两个人物，于三老爷于云卿、江家江文彬有了更具体的展开。于云卿影射丁玲三舅余笠云，这个在第一部中振兴家族的人物彻底黑化。他为谋取财产不惜牺牲女儿、侄女，与族中亲属不睦，还闹到兄弟失和。江文彬在第一部中以多病的少爷形象一闪而过，他把家务交给妻子打理，自己进入省城学堂求学。虽然涉笔不多，仍可见追求进步的士绅面貌。续作中的江文彬却被称作“地主兼商人、官僚”，行事荒淫、私通仆人甚至毒打家人，沦为一个寡廉鲜耻的人物。残稿把更多的热情、对未来的希望倾注到曼贞身上。随着1927年国民革命的发生，母亲“对于革命失败的怅然及对前途的向往”，预示着她思想更新、将以行动投入时代风云。
《母亲》的残稿字数有限，只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情节，不可确知丁玲何以有心续作却未能完篇。最主要的，应当还是她自身的变化。从旧家庭中走出的“新人”被新社会潮流吸引，无暇沉浸追忆：“我写的时候，没有写完，后来新的生活压上来了，该写新的东西了，就老放在那里了。”《母亲》未完，但丁玲对家族的记忆延续下来，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昔日重来”。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于1948年，因书写土改运动的重大题材，又因恢宏的史诗形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丁玲自己却详细说明，《桑干河上》与“我的家庭”相关：
《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
可以看到，基于“在我的经验中”“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丁玲的创作构思发生了明显变化。她从最初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转而塑造反派钱文贵——“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
丁玲没有完全按政策写作，而是激活家庭经验，指认败类未必都是一副占地无数、血债累累的嘴脸。《桑干河上》的“主要敌人”钱文贵，名下土地不多也没有显著恶行。他的特点是表面道貌岸然骨子里阴险狡诈，通过勾结政府官僚掌控征税、服兵役劳役等民生大事，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丁玲撕掉钱文贵的“画皮”，离不开她从小耳濡目染的家族氛围。她的祖父、外祖父都官位显赫，退职返乡后成地方精英。到了三舅余笠云这样的民国新绅，也并非土地剥削者或强取豪夺者。蒋氏、余氏拥有辉煌，是凭借科举功名的文化资本获得结交官府、影响上层决策的能力，令平民老百姓仰望敬畏。钱文贵得势的奥秘，就是窃取了这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权力：“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广大农村，发动革命的焦点是土地分配，但权力的滥用及腐化不容忽视。钱文贵之流无文化无道德却窃据乡村权力中心、祸害民间，清除这类坏恶分子势在必行。丁玲独具慧眼地触及乡土中国乱象，令《桑干河上》揭示出不一样的土改历史图景。“慧眼”从何而来？还是鲁迅说得精准：“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家国之间：“似无情，却有情”
1949年之后，丁玲遭遇一系列变故，包括划为“右派”、下放东北农场、在北京关押入狱、暂居山西长治，最后在京恢复名誉……在漫长的30余年中，她不断重提家人家事，充满冲突纠结。穿越岁月的云烟，丁玲有感而发：“我的根子不是扎在小小的故土，而是扎在祖国的大地。但现在却因为这块可爱的故土，使我有了一股新的温情，这大概就是所谓故乡情吧。”革命人曾诀别生养自己的家庭，然而回首来路剪不断理还乱，是丁玲自谓的“似无情，却有情”。
1953年，丁母余曼贞在北京病逝。丁玲在悲伤中着手家族题材小说《堂姐》（未完稿，2022年由王增如整理发表），提示抱同情之心理解人性、把人当作人是永不过时的话题。《堂姐》围绕“我”与母亲的冲突展开，母亲听闻堂姐自杀陷入悲伤，“我”却批评母亲不应同情一个“女地主”。堂姐一生遭逢不幸，中学毕业就被安排嫁人，丈夫早逝后倚靠姐夫又遭抛弃。在母亲看来，堂姐虽然依附地主家庭，同时也是受残害的可怜人。“我”却不以为然，振振有词：“我妈妈是不能从阶级来看的，她只是从人性来看”。
表面上看，是阶级/人性的对立造成了“我”与母亲的分歧。更深层次的，则因为“我”与母亲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母亲是永阳县的小学教员，对家乡的陈规陋习、风俗人情深有体会。“我”从4岁就跟随叔叔到延安，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对故土亲人疏离而陌生。《堂姐》中的“我”与母亲，交叠着丁玲与母亲余曼贞、与女儿蒋祖慧两代母女的影子。丁玲从小眼见母亲守寡艰辛，自己也曾被安排与表哥定亲，还听闻表姐、表嫂的不幸婚姻。她想把那些困于婚姻的悲惨女性化为艺术形象，直到晚年病重住院都念念不忘。然而，蒋祖慧没有体验过旧家族文化之下的挣扎，竟简单地认为外婆是“地主”，诧异为何要接她来北京享福。
《堂姐》未刊也没有结尾，只以母女两代的分歧引出堂姐的悲惨故事。它不提供固定答案或判断孰是孰非，而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在1950年代政治“一体化”语境中，丁玲通过写家族题材发出异端声音。阶级/人性、家族/国族的冲突体现为小说中“我”与母亲的一次分歧，更是丁玲内心矛盾的具化，折射出深刻的社会时代难题。
丁玲很少正面写父系蒋氏，大概父亲逝世后叔伯占夺遗产留下了阴影。但她乐于讲述父亲的故事，可见对父亲还是充满怀念和想象。颇有意味的是，晚年丁玲对早先讲述的父亲形象做郑重修改，甚至为此与老友沈从文产生裂痕。据丁玲说，她1979年才读到沈从文1930年代写的《记丁玲》，气愤其中编造自己父亲的事迹。按沈从文记叙，丁父喜好良驹却不会骑术，他经常购买骏马，在市镇上驱马奔走，观赏它们的姿态。如果途中遇见懂马的行家，就毫不吝啬拱手相赠。丁玲批注这一段文字：“夸大了，哪有这样的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言说引人深思。在沈从文看来，丁父对钱、物毫不计较，足见散淡不羁的性情。他当年误以为丁玲已死，赞美她的洒脱大气源于父亲，所以多写几笔。然而晚年丁玲饱尝风浪，作为“政治化了的人”，觉得“赠马”有挥霍浪荡之嫌，坐实父亲是败家子。她厌恶这样的纨绔子弟行径，对沈从文“讲故事”也一并反感起来。与“丁父赠马”形成有意味的对照，晚年丁玲讲了一个父亲“行医散药”的故事。在散文《遥远的故事》中，她讲述父亲聪明而富有才情，十四五岁就中了秀才。他由于体弱多病，久病成医，慢慢地竟开起了药铺。父亲对贫苦交不起费用的乡民时常赊账，但从不去追查欠款。“他是一个很松散的人，但只要有人来请，半夜三更也打轿子去给人看病。”父亲不吝惜金钱和精力，多造福乡里。后来药铺遭遇意外，银钱、药材被一个伙计全部卷走，他“也不难受，也不追查”，抱着淡然处之的态度。
但凡关涉家人家事，丁玲无不矛盾纠结。1982年，她在返乡的一次创作座谈会上，详细地说起自己的外祖父。在她的叙述中，外祖父是一个勤勉向学、直到50多岁才当上太守的清官。然而，针对余家宅院俨然，她又质疑“清官”外祖父：
那时，我脑子里就奇怪啰，这些东西从云南搬回湖南来，在湖南修那么大的房子还是清官，要是一个贪官，那又是怎样呢？……这就开始激起了我心里一盆火。……这两个家给了我一团火，我恨死了他们。
“恨死”富贵家族，觉察于财富、荣耀背后的剥削压榨，只见激烈的阶级批判替代人之常情。然而从家族承传的角度，丁玲对外祖父并非无情。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重新出版《母亲》，丁玲撰写序言。她庆幸母亲获得好的读书机会才有中年奋进的底气，这归功于外祖父营造的成长环境：“她的父亲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因家庭是书香门第，我母亲幼年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对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有了一点突破。”
丁玲对家族的矛盾态度，在写给亲属的信中也可见一斑。自从少年时代筹措学费被拒，丁玲60年没有登门蒋氏，却长年与蒋祖剑等侄辈保持联系。“文革”结束前，她离开秦城监狱前往山西长治嶂头村，写信告知蒋祖剑近况又问询故家详情。其中说到思恋牵挂，才开头又煞了尾：
我很愉快，没有什么可以使我着急，烦闷的。只有常常怀念，怀念隔得远，通信少，不见面的一些家里人，你们也了解我一生家庭观念极少，也从不向往小小的温柔家庭生活的。近年来也许人上了点年纪，又不能见到这个人，又不愿写信，（以免麻烦）因此倒有一点未能全然洒脱，反而不能不偶尔也有一点思念的情绪。
措辞反映内心隐微，“反而”“不能不”“偶尔”“一点”的修饰语透露出犹豫迟疑，仿佛话到嘴边又咽下。在丁玲这里，自觉家庭观念与革命人的四海为家、以国为家有所抵触；却又自认“未能全然洒脱”，情牵“小小的温柔家庭生活”。
星辰永辉
1986年，丁玲在北京病逝。这一次，是真的遗世永别。她的朋友孙犁哀悼星辰陨落：“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陨落了。”诚然，丁玲出身士绅贵族却另觅新路、投入人民群众的救亡事业，称得上“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其文本内外，有勇猛的反叛，有沉郁中的游移，有情不自禁的回首凝眸，有积极深刻的内省反思……铸成气势恢宏的家国史诗。丁玲历经百折、九死，终于“摆脱”她的家族中人、她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的衰败命运，“跳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丁玲的革命道路既深受传统家族没落的刺激，又受惠于相关历史文化的滋养。在今天的湖南常德市，伫立着两座丁玲纪念馆。一座是鼎城区纪念馆，位于丁玲母系余氏故里，地处热闹的城中心。幼年丁玲跟随母亲返回娘家，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的少年时光。另一座是临澧县纪念馆，位于丁玲父系蒋氏故里。虽然丁玲对蒋家的直接记忆不多，但依照民间惯例这是她的祖籍地。由于陆路交通取代水上运输，临近澧水的码头小城繁忙不再。加上临澧纪念馆离城区较远，更是一派闲静的田园景象。无论繁华或者静寂，两座纪念馆述说着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平事迹，也引发参观者对一个走出世家大族的女儿的遐想。丁玲的为人为文交织着传统文化/现代革命、家族/国族、阶级/人性的丰富内容，是光耀湖湘的精神文化资源，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一页。
丁玲不死，星辰永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左翼文学与中国近现代的士绅变局》［22BZW14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