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乐于把过去的事叫作故事，不管大小，只要已经过去的，都是故事。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东北。具体点说，东经126度交叉上北纬43度，叉出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韩屯。韩屯不大，在普通地图上还不够画个顿号。有村户百十来家、村民四百余口。韩屯有座山，名叫东山，它像道高大的屏障，挡在韩屯东面。韩屯就囫囵个儿地窝在东山坳里——我所讲的人和事，都在东山坳。
原先，村头有口老井，井边有几棵老榆树，头很大，发量浓密。每到夏天，老榆树顶着满头墨绿，给身旁生产队大院儿撑出块荫盖。荫盖下边是牲口棚，长长的一趟，里边一排木槽，槽头上拴着二三十头牛马。生产队的牲口都住集体宿舍，吃大锅饭。就外边有个单间儿小灶，招风惹眼，也不怕遭妒忌。
单间儿住的非牛非马，是头灰毛长耳驴。这驴骟过，未婚未育。别的牲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不光上白班，还常上夜班；别的牲口都有外号，它只有大号；别的牲口每天一进一出，这驴几进几出。还有个不同之处：它有个铜铃铛，脖子下挂着，走起路来叮当响。
就要问了，啥驴这么特殊？就会答了，拉磨驴，专给女人当帮手，拉碾子拉磨，满耳朵张家长李家短。
这驴吃过百家饭，谁家牵去干活儿，都会喂些上好的草料。这驴也挨过百家揍，最窝囊的童养媳踢过它，最老的小脚老太捶过它，连刚会走路的淘气娃娃，也在它蹄子上撒过尿。早先这驴每天都要患得患失几回，一会儿觉得自己重要，一会儿又感觉自己卑贱。它的毛病在生产队来了另一头骟驴那天，忽然就好了。它去拉碾子，不再懒洋洋。路过村里小破庙，不再东张西望。路上遇见红事，不再斜着眼偷看新郎的大红花。遇上白事，驴脸也能挂出一脸悲伤。谁喂它吃草，它就用柔软的鼻子去蹭人家的手。没多长时间，后来那只骟驴又被带走了。
就这样，生产队的拉磨驴一直都是它。驴的木槽子上刻着几个歪扭的字：为全体社员服务。
这头驴有个癖好。它干活时不叫，走路时不叫，专门在傍晚收工回来，老半天不迈单间儿的门，可地打滚，嘴里“咴儿咴儿”地一个劲儿叫。就为这，到它老死，留在韩屯的大号没变过——叫驴。
叫驴走后第二年，生产队解散了。韩屯家家又有了地，队里的牲口也被分了个七零八散，有三家分到一头牛的，也有四家分到一匹马的。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地又离不开牲口，牛鞅子、马鞭子自然都成了稀罕物。张三家捞着了，李四家没捞着，火药味儿就往外冒。分到最后争抢起来的正是叫驴脖子上那个铃铛。许是起初觉得小，不起眼，许是大伙儿都盯着大物件抢，总之最后没啥可分了，才想起还有个铃铛。就为这副驴铃铛，一帮人从生产队屋里吵吵到院儿里。
一个脑瓜尖尖的瘦高个子说：“那驴，一直我喂，对我多有感情就不用说了吧？单说这铃铛，要不是我护着，那年不就扔炉里炼钢炼铁啦！”这人叫郑万山，原先是生产队饲养员。屯里人说到他，不管说的啥，临了总会带上一句：“那姓郑的可是牛角上抹油——又尖（奸）又滑呀！”
郑万山话音刚落，另一个说道：“要这么说，这铃铛最早可是我入社时带进来的，你知啥是物归原主？”说话的叫韩富贵，四十开外，浓眉大眼却含胸佝背。不过嗓门儿煞是洪亮，人称“韩屯第一穷”。韩富贵这话不无道理。入社时，是他牵来一头青骡子，这铃铛就在那头青骡脖子上。
韩富贵仨闺女，没儿子，家里有个病婆娘。他媳妇先天哮喘，除了嘴巴不饶人，身子骨要多糠有多糠。韩富贵身子也不瓷实，胎带的风湿病，关节全都变了形。他家也分了几垧地，可惜种不动。舍不得过去的生产队，可惜又回不去。
郑万山就不服了：“韩富贵，少耍埋汰——你说的那是哪年月的事？”
韩富贵更不服：“耍埋汰谁能耍过你？你咋当的饲养员，谁还不知道？”谁都知道饲养员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但棒劳力当不上，郑万山当年从山坡上滚下来，一瘸一拐了半年多，就当上了。一提这话茬儿，郑万山鼻子沟都泛白，眼看着汗就要冒出来。韩富贵身边站着的老铁匠，这时赶紧拍了拍韩富贵肩膀，说道：“富贵呀，说铃铛，你不是想要铃铛？”韩富贵从不跟老铁匠斗嘴，又说回了铃铛：“我不要，谁也不要。我一要，全都想要。都他妈的——眼皮子浅、腚沟子深！”
院儿里又是一片七吵八嚷。
一个鼓眼珠子的老头，嘴巴松开烟袋锅，像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对老铁匠低声说道：“他们几个，争啥争呢？要那么论，这铃铛最早是人老阚家的。”这老头姓庞，脖子上有个瘿袋。
“老庞头，你个老粗脖儿，”韩富贵不光嗓门儿大，耳朵也机敏，冲着老庞头嚷，“分老阚家浮财那前儿你多大？三四十有吧？我才十来岁，咋还没我有记性？那头青骡子不是分给我家了？”老阚家是当年第一大乡绅，家财万贯，整个东山都是他家的。斗阚大地主最积极的就是韩富贵他爹，分财产分得最多的，也是韩富贵他爹。
老庞头被损得灰头土脸，举着烟袋锅，不敢吭气儿了。这人平时话挺少，老两口儿拉扯个外孙子，名叫庞大海，日子紧巴巴。倒是郑万山，心也不服嘴也不服，又戗戗道：“韩富贵，你嗓门儿大，你倒是问问铃铛那物件儿，它想跟谁？”
院儿里舞马玄天，正在难分难解，村小学左校长走了过来。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
左校长细眉细眼，架副眼镜。走路挺胸抬头，颇有几分文气。怪就怪在常年只戴一只套袖，有时藏蓝，有时墨绿，弄得总有一只胳膊失真。那天他左胳膊一半浅灰（衬衫是灰的）一半藏蓝，抬起来扶了扶眼镜，站住了。
“乡里乡亲的，大家不要吵嘛！”
“左校长，来得正好，您给评评理，韩富贵是不耍埋汰？”
左校长温和地笑了笑，“多大个事儿，说来听听。”
“嘻，屁大个事儿。”郑万山儿子叫郑四方，正在村小念书，数他最知道见啥人说啥话。
“你个孬种！左校长，斗大个事儿。”韩富贵脾气直，总说自己下辈子再起名就叫韩正义。
“说说看，松花她爸。”韩富贵大闺女叫韩松花，也在村小念书。韩富贵跟谁都敢耍驴，就跟两个人不耍：一个左校长，一个老铁匠。要不是这位左校长，韩松花怕是连学都没的上。每学年那五块钱学费，在老韩家是天大个数。眼瞅着别人都上学了，韩松花跪在地上，央求韩富贵让她也去上学。韩富贵差点把牙咬碎，骂了半晌，出门去找了左校长。见了面先骂自己混蛋，明明养不起，还一个接一个，连生了三个。生完又塞不回去，连五保户都没资格申请。两口子像俩废人，一丁点来钱道儿也没有，每天太阳一出来就愁，月亮挂头顶时继续愁。左校长知道他家啥样儿，二话没说就去大队开证明，又是申请又是上报，韩松花的学费一分也不用交了。韩富贵一琢磨，老二老三离上学也不远了，就把那两个减免学费的事，提前对左校长千恩万谢了一番。左校长最怕村里哪个娃没学上，韩富贵等于用自己的娃戳了左校长的软肋。校长答应了——万一申请不下来，那俩娃学费，他从工资里掏。
韩富贵围着左校长转了五六圈，抢铃铛的事才算说清楚，正要继续转，有人受不了了。
“韩富贵，你让叫驴附体啦？那是左校长，你当磨盘啦？”
有人哄笑，有人加纲，说叫驴回来了，给自己转迷糊了。韩富贵借这话表现出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儿，抓起拴着铃铛的绳套，二话不说，自脑瓜顶一套，叮叮当当，把自个儿拴住了。
“松花她爸，你这气性，还真是挺大。”左校长到底有文化，憋住了，仅带一丝微笑，别人没这功夫。一时间，老榆树的荫盖里没了好动静，大笑声连成片，听着像野鹅狂叫。韩富贵丢了面子，却捞到了实惠，象征性地又喊了两嗓子，两条腿一高一低，把自己拐回家去了。
这位左校长不是别人，正是我爸。他回家学抢铃铛那件事时，我七岁，读村小一年级，跟韩松花、郑四方还有老庞头的外孙庞大海一个班。我爸那天说完那事儿，加了句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需要有解决矛盾的人。”我觉得我爸有吹嘘他自个儿的成分，我妈说那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想，既然是通病，我爸肯定也得上了。不过我还是抱了一线希望，问我妈：“所有通病都有疫苗吗？”我妈以会计对待账本的认真态度对我说：“哪能呢？我听说外国有个什么滋病就没疫苗！”我对我妈的回答不太满意，又说不出不满意在哪儿，于是又问：“妈，你算知识分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