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若

宁肯的小说集《城与年》形式上是10篇短篇小说，但串起来类似于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属于风格统一的涉及记忆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个侏儒儿童的视角，透视了70年代初期北京百户大杂院里一帮孩子的生活。在这10篇小说中，一条隐喻的纽带仿佛若隐若现飘荡在字里行间。这条隐喻的纽带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混沌而又凝重，小说的意义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

《城与年》中的十篇小说长短不一，最长的《黑梦》五万字左右，最短的《他挂在城墙上》只有1500多字。小说有明确的时间、空间结构，即小说名《城与年》的含义。“城”是小说叙事的位置空间，而“年”是叙事的记忆时间。10篇小说独立成篇，叙事地点都在北京南城中轴线偏西，在和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琉璃厂附近，那儿有在北京也算数得上名号的上百户大杂院。时间处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属于中国人具有丰富记忆感的沧桑年代。整个小说以黑白胶片艺术塑造手法，书写雾气笼罩下的南城大杂院一帮儿童演绎的寓言。

宁肯在小说中设置了明确的时空线索，“城与年”的时空结构贯穿在故事中。这些小说中的孩童，在火车上玩扑克牌、扎气门芯、换小人书、爬墙看探照灯、胡同里挖防空洞，漫不经心的童年游戏，顽劣、叛逆而又充满了童真，这种童年记忆画卷正是《城与年》叙事与众不同的特色：只要把这10篇小说串联在一起，就会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隐喻纽带，一种令人惊悸的内在残酷性在暗中弥散。这就是我所说的，小说的意义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

小说《黑雀儿》以冷峻又简练、波澜不惊的笔法，层层揭开令人惊悚的现实。这篇小说已经超越了现时代的汉语言文学苦难叙事模型。大院里的孩子们围观、羞辱马戏团家族成员，消费和娱乐他人的灾难成为了书写人性的必备技能，这是作者想要透过童年传递的人性反思，很多作家基本丧失了苦难意识，或者误解了苦难。苦难意识，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物质缺乏，更多是人性的残忍和悖论，如小说所说，生活里有什么，破烂里就有什么。这是一部令人哭泣的时间风化史，他者仿佛陌生人，既是苦难的制造者、围观者，同时也是苦难的承受者。

与此同时，《城与年》中一直飘荡着饥饿感。这种饥饿不是食物的饥饿，而是来自阅读匮乏的文化饥饿。《火车》中，作为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的小芹，同样遭遇阅读饥饿，由于手抄那个时代盛极一时的《曼娜回忆录》而被带走判刑。阅读严重匮乏的时代，垂危儿童秋良家的12本小人书，是孩子们狂欢的礼物。侏儒黑梦回忆里，是垃圾堆上捡到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破损的《聊斋志异》。实际上，黑梦的回忆，是在试图修复一个时代的阅读饥饿症。黑梦的“书房”就是在房顶上搭个凉棚，黑雀儿给黑梦带回来很多书，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黑梦》里，在房顶上，黑梦和七姐发现了一个秘密的阁楼，从而捅开了一个秘密书房。这栋房屋被贴了封条，书房布满灰尘。主人莫测的命运更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悲剧。“某种意义上说，房间对女人的唤醒甚至超过书籍对男人的唤醒”，《黑梦》里，这个秘密的书房不但承载着记忆中的阅读饥饿症隐喻，同时收藏了黑梦和七姐懵懵懂懂的恋情。

宁肯用冷静的笔法，铺陈了复杂的结构叙事。《城与年》用儿童的视角透视非理性的镜像，儿童之间的顽劣和游戏，似乎与历史事件无关。然而，宁肯采用了一个极其微妙的艺术手法，对事件进行戏仿。《火车》中，小芹失踪后，孩子们如何攻守同盟？每一个参与火车上打扑克的孩子都知道小芹随火车远去了，但这些儿童居然共同制造了一个“我们不知道小芹去哪儿”的谎言。“我们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一致赞同。小芹在这一刻真正消失了。我们统一了口径，攻守同盟。”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那些失踪、磨难和真相淹没于记忆中，谎言试图缝合时代的创伤。宁肯用儿童攻守同盟的游戏戏仿了谎言对创伤的缝合。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