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现、总结新时代文学中的青年智慧与青年力量，首先要梳理新时代文学中青年写作所呈现的“新质”。正是这些区别于此前文学的“新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或可成为青年写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起到突破与引领、反思与重构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对这一文学“新质”的认知，前提是要对新时代青年写作进行大量文本阅读与整体特征提炼。看似零散状态下的青年写作，仍然具有可被汇总、可被分类研究的可能。在此仅以“创新的文学”与“守成的文学”为类，阐释其呈现的“新质”。新时代以来，青年写作所具有的创新性冲击着既有的文学观念与规约。其典型特征可概括为“世界性”和“交互性”。

所谓“世界性”，一方面指在写作题材内容方面，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进入文本，成为一种不足为奇的普遍现象，这是全球化进程加深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指在思想维度与审美维度方面，世界成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态度，甚至习惯。这是新时代文学中青年写作值得关注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以徐则臣为例，即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玛雅人面具》汇总了他十多年来域外经验书写的中篇小说，可以说是具有明显“世界性”特征的文学文本。向前回溯至1909年，鲁迅在不到30岁的青年时期也出版了一部《域外小说集》，尽管这不是一部自主创作的作品集，只是一部译作集，但其具有的样本意义同样明显。鲁迅在出版这部译作集时明确表示，他要“标举弱小民族文学”，这显示出当时中国与这些弱小民族所同处的被压迫、被殖民的社会状态。鲁迅以青年写作者的身份，以笔为枪，自觉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中，彰显出文学写作的社会功用。再来看新时代的青年写作，呈现出一种此前未有的自信与自省状态，即平视世界的观察视角，融入世界的自信心态，从世界反观自身、反省自身的思辨状态，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写作状态。从百年间的巨变重新审看百年前与百年后的文学样本，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新时代青年写作的“世界性”新质，其成因、特征、趋势、影响，或可成为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内青年写作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也有待青年批评者们展开探讨。

所谓“交互性”，包括“人人交互”，也包括“人机交互”，呈现的是在科技时代，技术等“有形”手段参与到思维与审美创造等“无形”领域的一种普遍状态。“人人交互”比较明显的表征，是读者参与对文学写作的影响、改写、再造过程，这一点在网络文学写作领域呈现较明显；文学文本与影视、游戏等的跨界互动，是“人人交互”的另一种表征。“人机交互”在当下最明显的就是AI人工智能对传统文学写作的介入、影响，甚至可能是颠覆。这一问题的发展走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新时代以来，青年写作所具有的“守成性”或许被忽视了，这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青年所特有的破坏性与叛逆性质素，令其很难和“保守”“传统”产生联系，但我认为恰恰是潜隐在“破坏”与“叛逆”表象下对传统的守成，才成就了、确保了青年写作能在文学史链条中站稳脚跟，并在旧的土壤中萌生出新气象。对于这种青年写作中的“守成性”，其典型特征可概括为“承继性”和“反思性”。

所谓“承继性”，可以从青年的创作资源谈起，这其中既包括生活题材内容资源，更包括思想理论资源和创作技术资源。观察新时代青年写作可以发现一种趋向，即对传统思想理论资源与创作技术资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借鉴参考。这种对传统的再度关注与借鉴的深层原因，我理解为青年写作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耗后，单靠激情式青春书写，以及回忆式题材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有力量的、有厚度的、有思想的文学写作，青年写作者们需要退回传统、退回旧有的也是既成的传统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里去寻找再出发的力量，验证自身的当下写作，在回望中借鉴、在对比中重拾信心和勇气。我想这也是莫言在先锋文学出道并趋于稳定后忽然宣布要“大踏步后退”的主要原因所在。《檀香刑》标志着莫言“后退”的开始，这部小说2001年出版时，莫言46岁，他以决绝的勇气开拓着向传统回归的新维度。同理，新时代文学中的青年作家们也正以可见或潜隐的方式，进行着对传统、对古典、对既有的理论与技法的某种程度上的回归。这就是我所说的对传统的一种“承继性”表征。

“反思性”是与“承继性”相辅相成的。承继是批判性的承接与选择性的沿用，这里面必然需要反思前代既有的思想遗产与审美惯性。新时代青年写作者面对传统的选择与扬弃，是以他们新的生活经验与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标尺，自然会在新的条件下有取有舍。被舍弃的不再有活力，而被留下的将是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质素，在经过提炼、融入后，能够焕发新的生机。具有“反思性”的青年写作者必然会因其对传统的辩证吸纳、厚积薄发而变得更加具有力量，其文学生命也将更加持久。

在新时代文学的青年写作研究中，对“创新的文学”的关注已有颇多成果，但对“守成的文学”这一“新质”的发现与追踪研究尚待开启。

（作者系《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