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诗永远是敞开的

1980年7月23日，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诗刊》编委艾青在首届青春诗会上谈道：“我们时代的特点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要开放，就要思想解放，就要中外交流。”44年后，在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上，艾青的名字被致以崇高的赞誉。印度诗人尼希列什·米什拉和南非诗人盖蕾娅·弗雷德里克斯都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了中国诗人艾青。米什拉在题为《假如我是一只鸟：中国之旅》的发言中说：“我将这次旅行献给大师艾青，并向他鞠躬。”他找到艾青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共通之处，即对于象征民族与国家的土地的深沉之爱。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艾青心中眷恋土地的鸟与泰戈尔笔端展翅高飞的鸟（《飞鸟集》），想到《诗经》中的名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会想起1924年泰戈尔接受梁启超等人邀请访问中国，与徐志摩、林徽因等中国诗人交往的故事，也会怀念1954年艾青接受聂鲁达的邀请到访智利，与聂鲁达等智利诗人们结下的友谊。艾青长诗《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发表在《诗刊》1957年的创刊号上，而聂鲁达也在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里写道：“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

1985年，艾青获得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诗刊》发表了对艾青的专访。同期还发表了谢冕评青春诗会的长文《中国的青春》：“中国的青春是令人羡慕的，青春的诗给中国的青春抹上了一笔鲜丽的色泽。中国诗目前最大的争取，是走入世界。青春的诗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兴趣。”

我们回过头看，其实青春诗会最初的设计，便有让中国的青年诗人和国际接轨，甚至走入世界的雄心。在首届青春诗会上，《诗刊》社专门邀请了翻译家高莽和袁可嘉来为青年诗人们介绍苏联诗歌与英美诗歌，请蔡其矫透彻地讲解了一批外国诗歌精品。在首届青春诗会结束的前一天，时任《诗刊》副主编的邹荻帆受邀前往马其顿，参加第十九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他将诗歌节的盛况与体会，向青春诗会的另外几名“设计师”严辰、柯岩、邵燕祥作了细致的汇报，并以书信的形式刊登在《诗刊》1980年10月号“首届青春诗会专号”上。

1980年，邹荻帆在信中谈到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的最高奖“金环奖”。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1998年度的“金环奖”会由一位中国诗人获得，他就是《诗刊》编委绿原。绿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44年来，他们所开创的青春诗会如风有信，几乎每年都在迎接年轻的面孔。如今，她甚至迎来了来自9个国家的49名外国青年诗人。从虎坊桥《诗刊》编辑部的小平房里走出的青春诗会有了国际版，而且，首届国际青春诗会的盛况并不比那些著名的国际诗歌节逊色。

“青春诗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不同于一般的诗歌活动，青春诗会从来不只是流觞曲水式的诗人雅集，不只是把年轻的诗人聚集在一起，它从创办之初就有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它是时代精神的诗歌表达，是改革开放在诗歌领域的重要标志。用首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王燕生的话说：“‘青春诗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诗歌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思想大解放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首届青春诗会代表、后担任《诗刊》主编的叶延滨也认为：“‘青春诗会’是改革开放最典型的案例，这是前所未有的，《诗刊》用具体而生动的办刊方式体现了改革开放。”

青春诗会的创办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宏观背景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直接背景则是，1979年1月，由《诗刊》社召集召开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这是一次空前的诗人盛会。座谈会深入探讨了诗歌现代化问题，听取了国外诗歌现状的介绍，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应允许不同观点、主张、见解的诗歌理论自由讨论。一些老诗人还提出，30岁以下的青年诗人太少，亟需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培养青年诗人，壮大诗歌队伍。有的还提出具体建议：一是举办短期文学训练班；二是诗坛老前辈应更多地关怀青年作者，搞好传帮带。这对青春诗会的创办，对青春诗会实行导师制，对青年诗人思想和艺术上种种探索的肯定等，都起到了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首届青春诗会不仅奠定了“朦胧诗”的历史地位，更开启了上世纪80年代诗歌繁荣的序幕。一届又一届的青春诗会，持续、深入地影响、引导着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各种诗歌潮流的兴起，都与青春诗会有着紧密的联系。

今天，青春诗会已成功举办39届，为诗坛培养了570多名优秀的青年诗人。而首届国际青春诗会也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的指引下成功举办。正如谢冕所言，青春诗会“为诗歌艺术本身的进一步繁荣做了实际的倡导”，“其在促进新诗的变革与发展的作用，时间愈久愈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

从文化传承到文明互鉴的拓展

王蒙的《红楼梦八十讲》中专门有一讲叫“大观园的青春诗会”，讲的是探春等发起并组织海棠诗社的故事。王蒙说，大观园也有青春诗会，“青春，什么时候都是青春，你想把青春全部抹杀是不可能的。即使青春挨了鞭打，即使青春受了质疑，即使有人视青春为敌人，老想压抑它，但是青春仍然是活跃的，仍然是美好的”。

这说的就是青春的活力，令人联想到李白的“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杜甫的“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扶持和提携新人，是中国诗歌不变的传统。

从韩愈与贾岛的一字之师，到杨敬之的“到处逢人说项斯”；从欧阳修的“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到“苏门四学士”；从书桌上常摆两张学生的照片，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陈梦家），右有克家（臧克家）”的闻一多，到首届青春诗会上为青年诗作者细致修改诗歌的严辰、邹荻帆、柯岩和邵燕祥。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从唐诗宋词到现代诗，诗歌的火种是怎样从前辈诗人交到了年轻诗人的手上。可以说，三千年诗歌传统就是这样发扬光大，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是这样绵延不绝。这就是文化传承。

谈到文明互鉴，我想到唐朝时的诗坛。当时，长安和洛阳的国子监（东监和西监）聚集了很多外国的“留学生”。他们中有不少擅长作诗，有的如日本人晁衡、新罗人崔致远、大食人李彦昇等，甚至考中进士，要知道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录取率极低。当这些顶尖的外国青年诗人与中国的大才子们相互酬唱，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们很难说这不是唐朝版的“国际青春诗会”。

不久前，来自金砖国家的青年诗人们沿着北京中轴线穿过午门、太和门，望向高台上的金銮殿，如南非诗人姆多利西·涅祖瓦所说，“完全被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雄伟壮观的建筑艺术所震撼”。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三天后，他们所走过的“北京中轴线”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无论是背靠传统，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还是面向世界，将金砖国家的青年诗人“请进来”，都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强调的“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积极践行。

从青春诗会到国际青春诗会，不变的是以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为内核，对青年诗人一以贯之的重视和引导，变的是从文化传承到文明互鉴的拓展，其目的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构筑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新桥梁。从青春诗会到国际青春诗会，也是从新老诗人的团结走向不同国家诗人之间的团结。

各国的青年诗人们普遍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对“和”“合”的中国传统理念的理解。正如他们在故宫博物院所见到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名字中间的“和”，正如72位诗人同写一首诗的“合”，正如米什拉所说，希望能在诗人们各自的国家乃至世界各地举办类似的活动，“这样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诗歌总是在我们耳边低语：我们更多的是相同，而非不同”。

首届国际青春诗会圆满结束了，金砖国家的诗人们如繁星散去，回归各自的祖国和岗位。而我们已经开始怀念，期待他们写下青春的诗篇，期待下一届国际青春诗会。就像44年前，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舒婷在《赠别》中所写的：“要是没有离别和重逢/要是不敢承担欢愉与悲痛/灵魂有什么意义/还叫什么人生”。

（作者系《诗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