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几乎所有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在论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艺思想时，都会有一个章节，专门介绍这一时期的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张。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秦兆阳、巴人、钱谷融、王淑明等。其中巴人先生的《论人情》，发表于1957年天津的《新港》第一期；而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于上海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同年5月号。文章发表不久，就被冠之以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而遭受批判。在经历30多年的坎坷之后，“人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普遍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理论主张，在文学主体性问题讨论中，“文学是人学”也被反复论及，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后现代语境，哲学上的主体性问题渐入黄昏，文学世界中作为主体的人的问题，也渐渐淡出一些研究者的视野。但我以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论探讨，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价值，尤其是结合新中国文学理论的探索经验以及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贡献角度看，“人学”理论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最具原创性的思考之一。
着眼于文学的审美特性 倡导“人学”的理论主张
在中国，“人学”的文学主张，始于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主张，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进入到“人学”的第一个时期，其内涵是思想启蒙、人的意识的觉醒。对于这方面的理论论述，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都有很充分、明确的文字表述，五四新文学创作更是以其新鲜活泼、极具个性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彰显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精神气质。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经过了30年的战火洗礼，中国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胡风所说的“时间开始了”。进入20世纪50年代，巴人先生率先提出文学要写出人情味，钱谷融先生更是从理论层面提出“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这些思考，意味着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进入到“人学”的第二期，也就是在新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倡导文学中的“人学”。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处于探索、摸索阶段，如当时报刊上讨论的社会主义时期有没有悲剧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艺领域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水平。一些人认为文学作品在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生活时，应该与表现旧社会的社会生活不一样，社会主义时期可能还有悲剧存在，但这种悲剧是个别的、偶然的，不具有时代普遍性和社会普遍性。这些批评和理论论述体现出持论者内在的思想方法和认知上的简单化取向，忽略了文艺作为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有它自己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一些持批评观点的论者认为，悲剧是人类命运最基本的文艺表现形式，从古至今没有中断，也不可能中断，悲剧是全人类的。巴人和钱谷融先生的文章没有系统讨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不是应该具有普遍性和个性的问题，也不涉及社会主义时期有没有悲剧问题，他们都主张文学创作应该围绕人的问题来做文章，都把人的问题作为探讨文学审美问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来对待。这样的思考文学的视角，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的语境中有点“异类”，与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强调阶级斗争的文学主张不同。在理论方法上，巴人与钱谷融先生的着眼点是文学的审美特性，他们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经验的一般表现，也就是从文学的审美特征入手，来论述文学问题。这一思考问题的角度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很多以文学社会性、阶级性为特征的文学理论探讨，是不同的。沿着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特征来思考文学问题，在当时会很自然地涉及阶级性、典型性等问题，而沿着巴人、钱谷融先生的思路，人们的关注点会趋向于文学的人性、情感性等与审美个体的情感体验、情感活动相关的问题。所以，尽管巴人、钱谷融先生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流行的那一套文艺理论说辞，但他们文章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气质与当时不少文章的格调是不一样的，比较少关注阶级性、斗争性等内容，而人文的审美趣味和个性气质比较突出。钱谷融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伍叔傥教授。伍叔傥先生教授魏晋六朝文学，本人也有着浓厚的名士气质，这种将艺术与生活相融和的自由率性、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气质，深深影响着钱谷融先生。大学毕业后，在伍叔傥先生的介绍下，钱谷融先生曾在国立交通大学任教，1951年又转到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一直到退休。钱先生一生没有离开过大学，是真正的学院中人，不像巴人先生，有办报办刊、担任地下工作等丰富的社会经验。所以，钱谷融先生的生活、工作环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读书、教书、写书的书斋生活。这样的生活、工作环境，使他有可能对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做比较深入系统的学术思考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对文学问题的研究，是他长期读书思考的结果。这一时期他接触到的比较流行的文艺理论书籍，是苏联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对季莫菲耶夫在书中强调人物描写只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提法，钱谷融先生是不赞同的，他认为，“对于人的描写，在文学中不仅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文学的目的所在、任务所在”。钱谷融先生的文章中援引了不少马列经典作家论文学的内容，也谈到了文学的世界观、创作方法、典型与典型环境等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文学审美性的强调。这方面的情况，钱谷融先生《且说说我自己》《〈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关于戴厚英》等文章，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传道授业的影响与不假虚情的真诚
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被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人学”理论最为系统的表述。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教材，把这些文学主张视为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中教条主义、极左思潮的一种批评。客观来说，“人学”的提出至少在钱谷融先生任教的小环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当时的在校生陈伯海先生，曾听过钱先生的课，在中文系组织的讨论会上，他是唯一一位公开赞同钱谷融先生文学主张的学生，并为之辩护。另一位听过钱谷融先生课的学生戴厚英，曾是参加批判钱谷融文学主张的积极分子，以“小钢炮”著称，但后因为个人的不幸遭遇而体会到人的问题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反过来赞同钱谷融先生的文学主张，并把她的长篇小说定名为《人啊，人！》，实现了文学思想的彻底转变。有关戴厚英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的具体细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先生的《忆戴厚英》一文，有比较详细的描写。戴厚英在文学理论上接触人道主义思想，关注人的问题，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小环境、与钱谷融先生的授课和论文不无关系。后来在天津师大中文系执教的夏康达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执教的陈永志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执教的王铁仙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执教的凌宇教授等，在他们的文学研究生涯中，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考的形成，都与钱谷融先生的课堂教学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因此，钱谷融先生的“人学”理论最初的影响应该是通过课堂教学，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是通过这些学生有了更广泛的传播。所以，“人学”理论的第二期建构活动，与第一期——即五四时期有所不同，前者是鲁迅等人在启蒙话语的语境下，大张旗鼓地标举“人的文学”；而钱谷融先生等，是在集体主义语境下，提出“文学是人学”主张，在遭受批判的条件下，孤独而默默地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直至最终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个中细节在《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关于〈论“文学是人学”〉》这两篇文章中可以读到。这一建构文学理论的独特方式，是新中国特殊时期非常特殊的文艺理论表现方式和理论存在形态。有一位参与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讨论的理论工作者在回忆文章中说，钱谷融先生是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非常独特的方式在为自己的文学主张发声。所以，对于新中国文艺理论中的“人学”思想的研讨，在我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深入到新中国文艺理论本体的建构特色和历史建构方式方法中去。如果说，理论文章的话语表述还有点抽象、笼统，那么，不妨走进文学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剖析，再来传递理论文章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方法。这就是钱谷融先生继《论“文学是人学”》之后所进行的文学探索。
坚定文学理论探索 迎来“人的文学”时代
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对曹禺经典作品《雷雨》的一种解读。论述钱谷融先生的“人学”思考，一定要对照他的《〈雷雨〉人物谈》来进行，而解读他的《〈雷雨〉人物谈》，又一定要联系他的《论“文学是人学”》。天津师大中文系的夏康达教授在《口述史与忆旧录》一书中，讲述了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本科时，因为听了钱谷融先生的课，受到影响，最初毕业论文的选题也是曹禺的作品研究。钱谷融先生之所以会选择曹禺的《雷雨》作为他的分析、论述对象，除了自己在读中央大学时听过曹禺的文学讲座，受其影响外，也与他内在的艺术气质有关联。曹禺的《雷雨》被研究者普遍认为是“诗剧”。夏衍先生赞誉它是真正的“诗剧”，代表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期的到来。所谓“诗剧”，其实是与五四时期流行一时的“社会问题剧”相对照而言的。如果说，“社会问题剧”还带有某种功利主义的工具特征的话，也就是在“社会问题剧”的视野中，戏剧只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辅助手段和替代方案，那么，“诗剧”就是审美的，坚持戏剧本位立场，讲究让观众和演员通过舞台表演，感受戏剧之美，体验戏剧的魅力。这种审美精神，与钱谷融先生“人学”理论中所标举的文学的审美、诗意和情感力量等，几乎一脉相承、趣味相投。有意思的是，20世纪50年代，曹禺本人对自己原先创作的《雷雨》作品进行了修改。钱谷融先生却对没有修改过的《雷雨》情有独钟，并开始着手对《雷雨》中的人物逐个分析、详细论述。在他的论述中，突显的是情感在戏剧作品中的表现和作用，尤其是戏剧性的情感冲突是如何一步一步交织而成，最终达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呈现。在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中，人们感受最强烈的，是分析、论述的语言没有八股气，完全是清新脱俗，有着与文学审美相匹配的评论的准确性、敏感性和审美感染力。钱谷融先生并没有因为《雷雨》作者曹禺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而放弃对《雷雨》原作的欣赏，相反，他比原作者更坚定地认为《雷雨》原作在艺术上比后来修改的更为出色，更具有诗意。从理论探索的角度来考虑，理论家的这种探索勇气和坚定性，甚至超越了那个时代。这从侧面提醒人们，不要总说理论是灰色的，有时在一些文学史的紧要关头，理论是时代的中流砥柱，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探索中，如果没有像《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这样优秀的理论篇章的存在，20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探索，将会黯然失色很多。
如果说，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等理论探索，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领域“人学”理论的第二期，新时期以来的“人学”探索就进入到了第三期。这不仅有以人为本的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更有“情本论”等文艺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深层文化结构的探讨，研究者们从更广阔和深层的文化、心理、社会、历史、政治、审美机制来系统思考文学与人的关系问题。文学理论的这种思考和探讨的规模和气象，真正可以与五四时期的精神气象相媲美，实现了现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文学上的第三期的“人学”理论，不像第二期的“人学”探索，它不再是势单力薄的个人言说，而是在改革大潮的助推之下，形成声势浩大的时代潮流。以人为本，人是中心，成为研究者普遍认同的文学价值观念，在这样的人文价值关怀下，新时期文学可以被称为是“人的文学”的时代，主体精神和人的价值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被普遍体现，与此价值相呼应的，是颇具生命力和冲击力的一批作家作品登上了新时期文坛。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文学，是解构与建构并举的“后新时期”，一些原先受到压抑的文学命题和文学创作探索得以正名。用一些研究者的说法，是文学恢复了常识和常态。但新的理论建构和创作探索又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学理论问题和审美问题，这可能就是第四期“人学”理论的建构时期。目前，这方面的文学思考和研究还在继续，人的问题就像是一把尺子和标杆，不管科技有多进步，无论社会环境和发展状况改善到何种程度，人们对于世界的感受以及审美关系的建构，似乎都不会停滞。从这一意义上讲，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在“人学”问题上所作出的思考，将会永远留存下去，不断激励后来的研究者。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