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早、最持久对外开放的城市，澳门近现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真实缩影。中国近现代史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跟澳门有直接的关联。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有“香山岙”一幕，据说他还和西来和尚利玛窦有过会面和对谈；皈依天主教的明朝遗民吴历本欲经澳门去罗马教廷翻译《圣经》，却因礼仪之争而滞留澳门，给我们留下了《三巴集》；罗马教皇遣使多罗主教赴华交涉礼仪之争，最后被康熙皇帝驱逐至澳门看守，抑郁而终；郑观应在上海怡和洋行买办位置退下来之后旅居澳门，不仅建造了郑家大屋，还写出了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容闳来到澳门马礼逊小学读书，还成为首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启了幼童留美的历史；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林则徐通过澳门“开眼看世界”，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孙中山从澳门“首见大海之浩瀚”，远赴檀香山求学……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其恢宏的历史场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题材。
很可惜，一直以来，这些题材基本上只是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在文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的文学作品更屈指可数。30年前我们创办“澳门文学奖”，就开始呼吁文学界拓展视野，跳出都市文学的框架，深挖澳门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文学创作。希望以更加直观、感性和普罗大众更容易接受的文学笔法，探索澳门历史的价值和意义，讲好澳门故事，使澳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更加有血有肉、鲜明夺目，令澳门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令澳门这个人类文明实验室成为一座灯塔，在当今混乱繁杂、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照亮更多的人。
令人欣慰的是，年轻作家邓晓炯以其执着的澳门情怀，知难而进，深挖澳门档案史料，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继以沈志亮义士刺杀亚马留总督的故事写成了中篇小说《刺客》，又以文学的笔法重构当年林则徐巡视澳门的原貌，创作了《迷城咒》，并再次获得澳门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奖。这是非常大胆又十分成功的尝试。
澳门自明代中叶开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也是中西经贸文化交往交流的前沿阵地。澳门的生存与发展，既取决于当时国家的兴盛衰败，又取决于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变化起伏。换句话说，澳门一直在中外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葡萄牙人据居澳门之后，成立了自我管理的机构——议事会，负责葡人社群内部事务及其与中国当局的关系。一方面，澳门葡萄牙人的议事会是根据当时葡萄牙的法律成立的，要接受他们宗主国的约束；另一方面，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深明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中国，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正是因为居澳华人和葡萄牙人的这种理性认知和切身感受，澳门这艘小船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左摇右摆，生生不息，神话般地没有搁浅。
一直以来，澳门通商中西，获得了远东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之美誉；葡萄牙人也左右逢源，令后来中国贸易的其他西方国家羡慕嫉妒恨。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都曾多次垂涎澳门，不惜采取军事行动，希望占为己有，但都因为中国当局“偏爱”葡萄牙人无功而返。由此可见，上述两个事件是前所未见的烫手山芋，直接关系到澳门港口的存续和葡萄牙人的去留，万一处理不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鸦片战争时期，国际形势动荡混乱，中英葡三国关系扑朔迷离，澳门葡萄牙当局左右为难，即使历史学者也很难梳理清楚其间的脉络，更难把握好其中的人物性格和关系。无论是沈志亮刺杀亚马留还是林则徐巡澳事件，都深深触动了葡萄牙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神经，也为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还影响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其间诸多人物穿插其中，或斡旋调和，或煽风点火，以图渔翁之利。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世事如棋的万千变幻，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空间，激发了作者的写作热情。
最为难得的是，作者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游离而不分离，生动创作不离基本史实，穿插很多人物对话，令读者爱不释手。以文学写历史，本来就非一件容易的事，往往吃力不讨好。过往诸多历史小说，在史学界贬多于褒，文学界也不买账。有人说三分历史，七分创作；也有人说七分历史，三分文学。但是实际上，这并没有明显的科学分界，也很难有比重之大小，完全靠作者个人的把握和拿捏。我认为，文学创作历史题材，既需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以文学的笔法写得鲜活动人，增加历史的现场感，甚至为了增加故事和叙事的情节感和曲折性，可以适当加入杜撰的成分，只要像本书的作者那样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就可以（理事官利马的卒年），以免误导读者，以讹传讹。否则，历史小说写出来之后，既不是历史又不是文学，非驴非马，两面不讨好。
作为喜好文学又热爱写作的澳门历史学者，通过阅读，我不仅增加了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增添了对澳门这座城市的迷恋，加强了自己对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对澳门在国家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而感性的认识，对澳门的未来也有了更大的想象和憧憬。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