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在我的认知中，关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如何表现时代精神等问题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当下的现实情形则似乎又不是完全如此，呼唤文学贴近时代、表现时代精神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究竟怎样看待和分析这种现状，于是就有了如下的札记。

一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文学与时代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鲜明或隐匿，或强烈或浅淡。

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乐意还是不乐意，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不仅始终客观地摆在那里，而且还必然或浓或淡地、自觉不自觉地镌刻着某个特定时代的烙印。

关于文学与时代的这种必然联系以及联系方式的多样性，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底气十足，无非只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贤与智者早已留下了自己的观察、判断与思考，无非只是由于有众多的文学实践与传世经典在那存在着。

早在公元400多年时南朝的刘勰就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之说。

而差不多1400余年后的王国维依然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判断。

东方如此，西方也不例外。

狄德罗称：“什么时代产生伟大的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

马克思说得更直接：“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丹纳则说得“文气”一点：“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

如果说上述学者、作家还是身处20世纪之前，那么，在20世纪以后的各种现代乃至后现代作家或学者那里，强调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言说也依然十分强劲。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萨特著名的“介入说”便是典型代表。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明确表示：“如果文学不要求一切，它就毫无价值可言。这就是我所说的‘介入’。如果文学变成纯粹的形式或者颂歌，它就会枯萎凋谢。如果一个写下的句子不能在人和社会的某一程度上产生反响，那么它是毫无意义的。”

二

强调文学与时代间的必然联系当然不止于学者、理论家的描述、阐释与强调，同时更是大量客观地存在于古今中外优秀作家具体的创作实践之中。虽然他们各自的文学主张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其中也时有公开张扬文学要远离现实、淡化时代之言论，但这些大多不过只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而已，当不得真。

中国现当代文学百余年发展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鲁郭茅、巴老曹”笔下对吃人封建社会的批判与控诉，还是“三红一创”对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奋斗的文学书写，莫不如此。至于自1978年开启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更是从各个不同视角、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方式，将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深刻变革给展现得淋漓尽致、琳琅满目。

域外文学创作的状况看上去虽更复杂和斑驳一些，但耐着性子抽丝剥茧般往里看，本质依然不例外。

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的产生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塞万提斯沿用骑士作为主角的写作形式将当时西方的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漫画化；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主人公冉·阿让经历的背后呈现的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高峰的《复活》，托尔斯泰通过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勾画出的是俄国农奴制走向崩溃边缘的社会图景。

如果说在上述经典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笔下折射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尚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在以标榜非理性、非人物、非情节、非线性为主导的各种现代、后现代主义作家笔下，他们作品的外观的确与此前传统文学有着大相径庭的艺术风貌，有的干脆就是以各种艺术极端乃至怪诞不经的方式进行呈现。即便如此，我们同样也能透过他们的字里行间捕捉到时代的风云际会，无非是多了一层妆色或包装而已。

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变形记》，面上呈现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某日一早醒来变为甲虫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骨子里承载着的则是作家对于“孤独”与“异化”的思考，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对金钱顶礼膜拜和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尤利西斯》尽管有“天书”之称，“意识流”的创作手段使得作品的内容庞杂且费解，但人们还是从中读出了“一战”后整整一代人所面临的生存矛盾与精神危机。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讲述了南方没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多角度的叙述并未影响人们从中读出，每个人的现代景观虽各不相同，但却共同表现出现代人的希望与恐惧、忧患和矛盾。

古今中外，这样的书单大约谁也无从说出究竟需要多长才能打住。但文学与时代间的不可分离，文学书写时代、时代在文学中得以多姿呈现……这样的基本事实与基本格局则是毋庸置疑的。

三

行文至此，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古今中外客观存在的大量文学实践表明：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文学与时代的必然联系就是那样“剪不断理还乱”地客观存在着，不同时代也的确存有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在如此大量客观存在的事实面前，呼唤文学表现时代的声音为什么还依然不绝于耳？有时甚至还很强烈。

为何频繁出现如此选择性的无视？这很有趣，值得研究。

时下的确没有人做过一些基础性的统计和分析，或者是有着具体条件设定但在统计学上又是绝对认同的抽样统计分析，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做、没人做。

比如，以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为文体限定，以新世纪开端至今的各种生活为题材限定，选取某个半年时段中出刊的50种文学期刊和首版的50种长篇小说图书为统计样本，看看各个样本中符合上述两种“限定”的作品究竟占比多少？

说符合上述条件的作品就是表现当下时代的现实题材创作肯定不为过，至于所传递出的时代精神如何那则是另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本人的阅读量当然不能称之为大，但绝对也不能算小，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以当下时代现实为题材的创作数量未必是最多，但肯定不是最少。

那么问题来了：一面是表现当下生活题材的作品数量并不少，一面则是呼唤创作关注当下时代，特别是凸显张扬时代精神的声音也不小。如此反差意味着什么？倘不能透过现象探本质抓本质，这种表浅的矛盾之问将会永远不绝于耳，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四

无法否认的是：当下从各个领域、各种视角、运用不同文体、采用不同手段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数量并不少，尤其是非虚构作品。阅读这些作品，的确可以从中感知大量当下社会生活的鲜活状态，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获取了信息，许多过往不熟悉、不曾见的新生活、新人物、新行当、新变化、新风尚扑面而来，其中不少也都是过往社会生活中鲜见甚至未见的全新状况……但说实话，阅读这些作品时绝大多数的感受大抵也仅限于此。其效果不外乎：一是知道了事，而干这些事的具体人物形象则很少留得下来。二是这些人物何以干出了未必惊天动地但却可能改变人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大事？三是种种社会生活的新业态新状态何以在某个时段集中呈现集中爆发？四是这些新业态新状态的出现除去给他们个体的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增长财富之外，还可能带来哪些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改变？五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更多地只是能够看到那些领军人物的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动力，至于他们个体间的差异哪怕是并不那么纤细的差异都不多见……凡此种种归结在一起的共性则是见事不见人、见外不见内、见同不见异。

如果说上述现象的确是当下文学创作中一种普遍或比较普遍的存在，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的阅读效果除去文学外，用新闻中的大特写、大通讯等文体不同样也能够实现吗？而且其表现、其反映的速度和呈现的生活面比文学还会更快更宽。至于透过这些生活面上的种种新事物新人物新现象，探寻发现剖析更深层的时代精神与人物的内存气象，这些本该主要由文学而非新闻承担的功能则缺失较多。

和经过时空淘洗而得以传承后世的文学经典相比较，关于文学如何表现特别是科学深刻地表现时代精神的问题是否可以得出至少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与题材的选择、特别是现实题材确有关联，但一定不仅只是题材和取材问题；二是相比于题材选择，作家个体的人文素养和文学的综合表现力当更为更要，这是文学创作问题但又一定不仅仅只是限于文学这个领域。

如此说道总归还是比较空泛、比较抽象，不妨分析一两个创作的典型案例或许更为直观。

记得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文学界在创作上的反应不可谓不快，第一时间出现的当是在网络上传诵的抗震诗和悼亡诗，紧随其后的则是文学期刊赶制而成的专辑或专号，再往下则是长篇纪实文学或长篇小说等出版物的面世。这些作品当然自有其存在的影响与价值，但能够得以传承至今者又确是凤毛麟角。今日乃至后人若说起有关于“5.12汶川大地震”的文学作品，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我想无论如何都不可无视，而这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长篇小说则是阿来在“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后的那一天才开始动笔。他思索，面对5.12汶川大地震如此惨烈的现实，文学除去讴歌灾区民众的顽强、抗震志士的英勇和全国人民的爱心外，是否还有值得进一步思索与挖掘的内容？正是这样的问题苦苦萦绕了阿来十年，直到他有所心得、有所感悟，才开始了《云中记》的写作。于是，在这部长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十余年前那场人间大悲剧的惨状，更触发起大家对人类与自然、生存与死亡这类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终极问题的深层思考。一部《云中记》，地震、记忆、人心、自然、生命……一曲《安魂曲》，肃穆、沉重、庄严、壮丽、升华……在这样一部多声部多色调交织的长篇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具体事、认识了具体人，更获得了这些以外的更多，有时代精神、有人生感悟，还有更多的其他。

再说今年新面世的长篇小说《云落》。张楚以足以承载中国社会全息式图景的最基层单位——县城为场景，透过生活于其中一位普通女性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折射出中国基层生活空间中的人生百态。这当然是张楚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某种观察、呈现与思考，但读者却能从中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笔下的现实感与时代性。

而无论是《云中记》还是《云落》，两部作品取材相距甚远，艺术处理也是各显神通，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现实的，且这种现实不仅浮现于现实生活的水平面，更有一种时代精神深潜于其中。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点最基本的判断：一是表现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看上去是一种题材取向，但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选择问题；二是表现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看上去是个单一的时间维度，但更是一个时空合体的多维度；三是表现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看上去是一个内容指向，但更是对一个作家是否熟悉生活、深刻认识生活、擅长表现生活等多种能力的综合考验。

五

行文至此，可以对本文作一点最基本的小结了。

在现实题材文学的创作中，无论作家如何呈现与包装，要想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的确认与题材的选择问题，不仅仅只是各种现实生活表象的罗列与呈现，不仅仅只是包装形式或面上语言文字的讲究与用心。意欲写出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精神，可以套用的五个形象而准确的大字当是——“功夫在诗外”。

（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