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近读《酒徒》，刘以鬯先生借“酒徒”之口评骘五四新文学，谈到巴金时说：“至于那个写过很长很长的长篇的巴金，也曾写过很多很多的短篇。但是这些短篇中间，只有《将军》值得一提。”“很长很长的长篇”当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对巴金，很多人都持此印象，谈到他的作品都说热情似火，情感激越，较为浅白……以此来概括巴金的青春期创作，多少有些道理；但倘若以此来评定他整体创作，未免失之于简单。

“战争打破了他的玫瑰梦”

巴金的语言清净明丽，不等于他的创作可以一眼见底。一位杰出的作家的创作，总是有不同的、丰富的层面，巴金也不例外。即便是早期的代表作《家》，它的初版本和至少经过八次修改的最后定稿本，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然而，多少年来，不仅很多普通读者，即便是文学史的研究者也习惯于简单地认识一位作家，以致形成认识上的封闭循环：他们用“条条框框”简化了作家，再用这种简化的眼光“选择”作品和判断，舍此之外，便看不到其他的样子，于是，丰富的文学风景变成了简单平薄的文学史景观。阅读和理解他的创作，不能回避他创作中的分期问题，青春时期、中年时代、晚年写作，同一个人在各时期创作尽管有一以贯之的红线，也必然会呈现大不相同的面貌。了解中年时期巴金的创作，我们大概就不会再拿情感激越、缺乏蕴藉这样的话来评价他。

有文学史家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夏志清早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中就敏锐地指出，作为同一系列的小说，《秋》与《家》《春》在表现风格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秋》一书内，我们感到，作者对于邪恶的了解，已较前成熟多了，透切多了……”这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成长、人生阅历的丰富，会使得作家的创作渐趋成熟，作品的风格和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巴金这一代作家而言，抗日战争是他们人生中重要的分水岭，不仅成为后期创作的重要素材，而且对于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也有重要影响。巴金中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寒夜》即与此息息相关。战争打破了很多作家的玫瑰梦，让他们从书斋和大学课堂的高谈阔论中走出来，走到颠沛流离的逃亡人群中，体验了大火屠城、身经百战的恐慌和艰难，对中国社会、民众的了解、体验、认识有了完全不同于战前的飞跃，促使他们创作和思想发生变化，这也是巴金中年写作的思想大背景。

对于这种“转变”，作家本人很早就有认识的自觉，1958年总结自己的创作时，巴金曾说过：“我在前面讲到我的短篇小说，把它们分成早期的和后期的。我的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有些通过故事写出我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读者倾吐我的奔放的热情……但是我并没有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无情的暴露，也没有多摆事实，更没有明明白白地给读者指路。我只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在此，作家已经将他前后转变的风格分析得很清楚，他自己认为这种变化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结束。《还魂草》是1941年12月4日在桂林写完，《寒夜》是1946年12月31日写完，如此算来，短短五年时间，巴金的创作量并不算大，然而精品颇多，如《憩园》《第四病室》《寒夜》《还魂草》《某夫妇》《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女孩与猫》《生与死》等。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夜而成的、断裂式的，它是有着缓慢的“转变期”的，在《秋》中已经开始，到《火》的第三部已有表现，抗战时期的《旅途通讯》（1938-1939）更是重要的铺垫。从文字风格到思想深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

从青春期叙事到中年写作

巴金中年创作非常鲜明的标志是从青春期的英雄书写到中年写作的“小人小事”叙述。在青春期的作品中，《灭亡》《爱情的三部曲》《家》等，巴金笔下的主人公身份未必很显赫，但却是充满英雄情结的，他们或将人类的使命肩负在自身，不惜牺牲生命而殉道；或是黑暗专制社会中的叛徒，将启蒙的火种点燃；或者是以推翻不合理制度为使命的“革命者”。总而言之，都是有理想有信仰，在生活中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侃侃陈词的英雄。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表现了紧张的内心冲突、个人与外界的关系，更甚于日常生活。而在中年写作中，汪文宣、曾树生们身上的英雄情结已经逐渐淡化，生活本身的面相则不断提高。如《小人小事》中的寡妇、女孩、争吵的兄弟等，可能连名字都难以被读者记住。这里表现的一地鸡毛的生活，“不过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的一些渺小的事情而已”，“小人小事”的发现使巴金的创作更接近生活和人生的本相，对理想和信仰的思考更加实在，而有了具体的附着，在他创作和思想中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在那些年中，面对社会剧变和生活的压力，以及内心中无法言说的大悲恸，巴金常常背诵鲁迅《野草·题辞》中的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对于语言与现实、创作与生活、表达与内心，巴金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甚至他常常感觉笔下文字的无力：“那不少的见闻，那不少的经历，那无量的腥血，那无数的苦难，我全接受了，我全忍受了。我没有能做什么事情，除了把这一切全堆在心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我必须拿起笔来。否则我会让火烧死我自己。……它们不像控诉，倒像呻吟。”“呻吟”在有些时候比“控诉”更有艺术感染力，控诉是高高在上的批判和痛斥，而呻吟是感同身受，是置身于内的深深理解。在这一点上，可以看作“激流三部曲”续篇的《憩园》表现得很充分，按着“激流”中新旧冲突、父子矛盾的思维逻辑，《憩园》中作为败家子的杨老三，应当被鞭辟入骨、痛斥无边。不过，他虽然被家人赶出家门，但小说的叙述者却对他寄予极大同情，还专门设置了小儿子这个人物，使其表达对父亲的特殊感情，这原属于人伦范畴之中的“旧道德”，恰恰是“激流”中的“新青年”所不屑甚至着力批判的，然而，它却构成《憩园》中最为动人的部分之一。《憩园》无形中显示巴金已经走出青年时代激烈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对于家族制度对人性的戕害，有了更深入和复杂的认识，从思想力量和批判力度而言，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同时，巴金作品中原有的忧郁的、抒情的调子，在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小人小事”与日常生活美学

《憩园》中的小说家黎先生曾被姚国栋批评：“就是气魄太小！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这是作家巴金的反身自问，但是他后来坚定地表示：“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的。”“我始终认为正是这样的普通人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主要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人民。”从“我控诉”转变为“探索我们民族力量的源泉”，无论从对社会的认识，还是对人生的思考，都向前推进了一步。巴金在年轻时代比较喜欢阅读外国革命家的传记，而中年时期，像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对他的影响更大。《第四病室》犹如《第六病室》，“小人小事”的“发现”也有契诃夫的鲜明影响。“契诃夫通过他的人物和人物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症，也写出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感情。”巴金在这里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一般人”，他评价《万尼亚舅舅》的主题是揭示“庸俗势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毁灭了人生的美”，这些主题与巴金中年写作时期的很多主题都是契合的。

在这一时期，巴金找到了写作的自信和力量，《憩园》中作家借助女主人公姚太太对“小说家”的价值给予肯定：“我记得有位小说家说过，你们是医治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好些年来我就把你们写的书当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小说里的作家“黎先生”听了这话后感受到“一股暖流进到我的心中，我全身因为快乐而颤动起来。”年轻时巴金矢志革命，到了中年时期，终于认识到写作的价值和力量，同样也是以小人物之心，为他人、社会增添一点温暖和力量，而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在双重和谐里，巴金找到自己的道路。多少年后，巴金还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他说：“今天翻看四十年代的旧作，我仿佛又坐在小小的竹书桌前不停地动着笔。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回到那样的年纪……它使我想到我的中年，使我想到我写小人小事的那个时期。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青春是美丽的’，我现在要说‘中年更美丽’。”

今年正逢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当他们的时代远去的时候，如何面对他们的精神遗产便是留给后人的任务和责任。面对一位作家，我想也很简单：丢开那些习见和“定评”，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这才是最大也是最真实的“文学现场”。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