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文学的多形态转化”平行论坛在京举行。会议旨在充分探讨文学转化的新路径，分析当前文学转化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新思考与新办法。论坛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主持。
在嘉宾发言环节，中国影协副主席、编剧张冀谈到，非虚构文学是影视创作的宝贵富矿。悬疑、犯罪、刑侦等题材的影视作品非常抢手，与相关行业中的创作者提供了大量非虚构文学作品紧密相关。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为文学的多形态转化提供了更加多元、鲜活的素材。在文学与影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张冀乐于见到，导演队伍中出现了有作者意识的青年作家身影。但是，他也谈到，对市面上出现的各类作家导演计划不免担忧，因为电影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完整工业化流程，其市场导向很强，拍电影和写小说还是大有不同，如果以写小说的方式去导一部电影，其票房很可能不尽如人意。张冀改编的电影《三大队》获得了颇多好评，影片正是根据深蓝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改编而成的。从观众反馈来看，市场还是需要一些带有古典英雄主义气质的人物形象。
编剧、导演董润年特别关注类型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在他看来，类型电影剧作的叙事结构是经过长时间实践摸索，继承了传统诗歌、戏剧、评书和小说中的类型叙事特点，逐渐固定下来的。这些叙事结构，是类型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契约，是撬动观众情绪的密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电影票房大幅下降，游戏、短视频等新的多媒体娱乐方式在加速演进。全球范围内类型电影叙事能力的下降，是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董润年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创作过程中过分守旧，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创新时忽略了观众在观看类型电影过程中情感生发的自然过程。
会上，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策划、编剧王小枪，作家、编剧吕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山西省作协党组成员、驻会副主席温建生，长影集团办公室主任、作家马犇，作家、编剧贾秀琰，编剧袁子弹，海南高清电影有限公司总导演、作家洪光越作重点发言。
王小枪认为，文学创作的最后一环要依靠观众的想象力，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旦把文学影视化，人物就变成了非常具体、唯一的形象。所以，文学向戏剧、动漫、视听节目、游戏的转化过程，都存在一个先解构后建构的过程——解构观众脑海中的原有想象，再去接受导演具象化的表达。如何才能让二者自洽而不冲突，是文学转化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地方。
吕铮至今已完成了20部长篇小说，其中被影视化的作品共有16部，大多数仍处于艰难改编过程之中。他谈到，每年一部的创作量，首先要解决好的是如何破解同质化的难题。“涉案题材最怕形成一个闭环。不同作品是类似的逻辑，就读者和观众而言，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尾，这是大忌。所以从创作之初，就要破解瓶颈，看即将着手的作品有何不同，才是开启一个成功作品的先机。”作为从事警察职业的创作者，吕铮对海量的公安素材有清醒认识。“我觉得这可能也存在一种反作用，就是恰恰因为身处其中，才会被温水煮青蛙，缺少了‘棋在局外’的视角。”现场他还分享了一位导演对他说过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吕铮，你什么时候能把警察作家前面的警察在写作中去掉，你就是一个好作家了。”第二句话是：“一切不落惊险奇特，落人心。”这两句话令他终身受益。吕铮说，从30岁开始，他差不多用了10年时间来破解这一问题，思考如何把故事中的警察写成鲜活的人。“在20多岁时写的小说多是‘事’，从《三叉戟》开始，才有意识地形成了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创作模式。”
在徐刚看来，文学的多形态转化，确实能提升作品的能见度、影响力，获得更广泛的受众。然而，有的作品能够转化得比较丝滑，有的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可能转化起来并不那么顺畅。这里面涉及到类型电影、类型文学和纯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今天对于类型文学的创作规律研究得还很不够。此外，文学转化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版权改编费，与版税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影视转化会影响到上游的文学生产，可能会让文学产生一种偏好，去迎合受众的喜好，这种迎合有些是好的，有些可能未必是好的，这是文学需要面对的问题。
温建生谈到，小说“视频化”、纪实“录像化”、散文“广播化”、诗歌“音乐化”……文学传播的介质与路径，正向着更为广泛的分众化转变。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网文大神、头部IP、潮流国漫，逐步走入大众视野，网文作者、影视编剧、漫画作家与传统作家的合作也愈发频繁。
马犇观察到，如今文学转化的形态愈加多样，比如追光动画根据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相继出品了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白蛇2：青蛇劫起》《白蛇3：浮生》。还有取材《西游记》，在全球发售并引发热议的国产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未来，文学转化的形态将更加丰富，文学转化的广度与深度也将与日俱增。
贾秀琰曾翻译过230多部国外电影。她分享说，“翻译的过程是以秒计算，一句重要对白要反复观看、理解和斟酌，还需要符合口型长度和开合，这其实也是对影片剧本和台词精读精解的一个过程。”她认为，电影剧本应回到文学化的艺术表达中，带着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写出经典台词、塑造经典人物、构建经典剧情。就像夏衍先生说的：“电影是最精炼的艺术，无的放矢是浪费人民的财产，浪费工作人员的精力。”
袁子弹明显感觉到影视改编的来源更多了。电影《长安三万里》把诸多诗歌融入影片中，颇具诗意美感；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让人们看到了散文集被成功改编的可能，用一种看似很“淡”的方式去对抗过去电视剧创作中对矛盾冲突的强调。但由于文学转化出来的东西太多了，袁子弹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危机。这种危机与其说是短视频给长视频的压力，不如说是所有不同的新的形态在挤占传统的文艺创作空间。在文学多形态转化的效率方面，袁子弹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她谈到，编剧在创作过程中要听取的各方声音远比小说创作复杂得多，最终播出的影视作品与剧本原貌可能大相径庭。改编过程中，如果小说作者能够同改编者更密切地联系，达成良好沟通，将有助于实现更高效的文学转化。
洪光越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在项目中与大家有更多合作交流。他说：“如果实现了，要感谢今天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