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在非洲的发展历程可以被划分为几个显著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见证了非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迁：第一阶段，非洲的非虚构文学起源于悠久的口述传统，这些传统包括故事、传说、谚语和口述历史。在文字尚未普及的时代，口述传统是非洲人传递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方式，它们为后来的非虚构写作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殖民时期，非洲作家开始采用欧洲的写作方式，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和抗争，这一时期的非虚构文学往往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现实关怀，反映了非洲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第三阶段，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非虚构写作继续发展，成为作家们探索国家身份、文化认同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个人经历与社会现实的结合。第四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非洲非虚构文学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涉及更多领域和主题，同时采用更多样的叙事形式，如博客、社交媒体和在线期刊，这些平台为非洲声音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
非洲非虚构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非洲非虚构文学深深植根于非洲大陆悠久的口头传统之中。口头传统，作为非洲文化的心脏和灵魂，不仅是非洲社会文化传承的基础，也是非虚构写作灵感的不竭之源。在非洲，口头传统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构建社会结构、塑造身份认同和维护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手段。例如，西非的格里奥特人通过诗歌和故事，不仅帮助社区成员理解自己的根源和身份，而且保存了社区的记忆和历史，使得过去的故事和教训得以在当代人中流传。作为历史的守护者和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享有崇高的地位。现当代的非虚构作家在创作时，常常从这些丰富的口头传统中汲取灵感，将口头叙事的深度、节奏和故事讲述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书面作品中。这种融合不仅赋予了非洲非虚构文学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也使其作品具有了更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影响力。
殖民主义的侵入，如同一场破坏性的风暴，无情地席卷了非洲大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其中，书面文学的引入和兴起，是这场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国家不仅贪婪地占领了非洲的土地和资源，更以一种文化霸权的形式，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体系强加给非洲人民。这种文化上的侵略和同化，不可避免地对非洲的非虚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学形态和表达方式。在殖民统治的沉重阴影下，非洲非虚构文学的主题和内容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殖民早期的非洲非虚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争精神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奥劳达·埃奇亚诺（1745-1797）的自传《奥劳达·埃奇亚诺生平奇事》（1789）作为已知最早的非洲人自传之一，揭露了奴隶贸易的残酷本质，展现了非洲人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早期的非洲传教士和作家，如塞缪尔·克劳瑟（1809-1891）和阿非利加努斯·霍顿（1835-1883）等人的作品深入探讨了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以及殖民主义对非洲社会影响的复杂议题，不仅为后世的非洲非虚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文学形式上实现了非洲传统观点与西方文学技巧的巧妙融合，为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些先驱者的笔触，不仅记录了历史，更激发了非洲人民对自身文化和身份的深刻思考。
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如同破晓的曙光，照亮了非洲大陆上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自传和回忆录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非洲非虚构文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学形式的激增，不仅反映了非洲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摆脱殖民枷锁后，对于重塑历史叙事和文化身份的强烈渴望，更是一种从历史沉默中觉醒，夺回话语权的行动。在殖民统治下，非洲的故事往往被外部视角所扭曲，非洲人的主体性和生活的复杂性被忽视甚至抹杀。而后殖民时代的自传和回忆录，则为非洲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现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这一时期的非虚构作品，远不止是个人的叙述，它们是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交织，是社会政治斗争的缩影，通过个人经历的棱镜，作家们折射出整个社群或国家的历史脉络和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诺奖作家沃尔·索因卡（1934- ）的狱中日记《人死了：监狱笔记》（1972）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冷峻的笔触，描述了监狱的恶劣条件，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深刻洞察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揭示了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的政治动荡，也映射着人性的光辉；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1930-2013）的评论作品《尼日利亚的问题》（1987）以其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分析，揭露了尼日利亚独立后社会问题的根源，激发了人们对社会正义和民主价值的追求；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的自传《漫漫自由路》（1995）不仅是对其个人传奇生涯的记录，更是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斗争的深刻反思；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戈（1938- ）的自传三部曲《战时梦》（2011）、《中学史》（2012）和《织梦人》（2016）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讲述了作家在肯尼亚的成长历程，以及在政治斗争中的角色和转变。总而言之，非洲后殖民时期的非虚构文学，不仅仅是个人经历的叙述，更是对整个非洲大陆在后殖民时期所遭遇的政治动荡、社会变迁、文化冲突和精神寻求的集体记忆和反思。它们以非虚构文学的形式，记录了非洲人民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挣扎与抗争，痛苦与希望，以及对于自由、正义和身份认同的不懈追求。这些非虚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它们丰富的叙事技巧、深刻的人文关怀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上，更在于它们在促进社会变革和深化文化理解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当代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多元发展
当代非洲非虚构文学的版图已经极大地扩展和丰富，涵盖了传记、游记、新闻作品、散文、评论等多种体裁，展现了非洲作家在非虚构领域的多元探索和创新精神。这些作品不仅在形式上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深入探讨了非洲的社会现实、文化身份、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其中，肯尼亚作家宾雅娃噶·歪奈纳（1971- ）、尼日利亚裔作家泰居·科尔（1975- ）、尼日利亚裔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格齐·阿迪契（1977- ）和南非作家特雷弗·诺亚（1984- ）这些当代作家的非虚构作品，因其独特的声音、深刻的内容和对非虚构文学形式的贡献，在非洲大陆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广泛赞誉，也为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国际化和多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宾雅娃噶·歪奈纳的散文集《如何书写非洲》（2008）以尖锐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直指西方媒体和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对非洲的刻板描述，发出了对更真实、更全面的非洲叙事的迫切呼声。在这部作品中，歪奈纳以讽刺的手法列举了一系列西方作家和记者在描述非洲时常用的陈词滥调，如将非洲描绘成一个充满野生动物、贫困和疾病的单一维度空间，忽视了非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等，这些错误和偏见不仅误导了公众对非洲的认识，而且对非洲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他呼吁作家和记者们摒弃对非洲的刻板印象，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的方式来描绘非洲的现实，提倡一种基于尊重和理解，能够体现非洲大陆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动态变化的叙述。在批判西方对非洲的错误描述之外，歪奈纳更是在与西方争夺非洲的自身叙事权。
宾雅娃噶·歪奈纳的另一部非虚构作品——回忆录《有一天我会写下这个地方》（2012）则不仅是一份个人记忆的珍贵记录，更是一幅描绘肯尼亚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生动画卷。歪奈纳在书中细腻地描绘了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反映了肯尼亚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他通过对家庭关系和社群互动的深入探讨，展现了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在探讨个人身份的构建时，歪奈纳并没有将其局限于个人的内心世界，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他探讨了民族、文化、宗教和阶级等多重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歪奈纳通过自己的故事，展示了在肯尼亚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个人如何在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寻找和确认自己的位置。此外，歪奈纳的回忆录还触及了肯尼亚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如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等，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整个国家的走向，也在个人层面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通过自己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大潮如何在个体的生命中掀起波澜，以及个人如何在这些动荡中寻找自己的声音和立场。
奇玛曼达·恩格齐·阿迪契的评论文章《我们都应成为女权主义者》（2012）源自于阿迪契在TED的演讲。在文章中，阿迪契分享了她个人在尼日利亚的成长经历，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现象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她如何逐渐意识到这些不平等对女性地位和机会的深远影响。她详细描绘了尼日利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些印象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职业选择、教育机会和社会角色，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女性自我认同的形成。阿迪契强调，性别平等不仅对女性至关重要，它也是整个社会的福祉所系。她认为，追求性别平等是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的基石，它能够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让每个人都能在不受性别歧视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潜能。在对女权主义的正面定义中，阿迪契清晰地阐述了女权主义的核心价值——平等和尊重。她纠正了社会上对女权主义的误解和偏见，指出女权主义不仅仅是关于女性权利的斗争，它同样关注男性的解放，致力于打破束缚所有人的性别刻板印象。阿迪契提倡的女权主义是一种包容性的运动，它追求的是性别角色的自由选择和所有人的平等权利。
泰居·科尔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已知和奇怪的事情》（2016）通过一系列散文、评论和游记，深入探讨了身份、移民以及本地与全球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复杂议题。科尔以他作为尼日利亚移民和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审视了身份的流动性及其在全球化时代中的重构：他的文字穿梭于不同的文化和地域之间，从纽约的街头摄影到非洲的故土记忆，从艺术评论到政治观察，科尔巧妙地将个人经历与更广泛的社会现象相联系，让读者感受到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本质；科尔对移民主题的探讨从个人的迁徙经历扩展到了移民对文化、社会结构和个体心理的影响，揭示了移民在跨越地理和文化边界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在新环境中寻找归属感和平衡的艰难旅程；此外，科尔在探讨本地与全球关系时，展现了他对当代世界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他的游记和评论不仅记录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还探讨了全球化的影响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它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特雷弗·诺亚的回忆录《天生有罪：特雷弗·诺亚的变色人生》（2016）是一部深受读者喜爱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它以其独特的幽默感和深刻的洞察力，不仅记录了诺亚在种族隔离政策下的成长经历，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对南非社会历史和种族问题的深刻理解。诺亚通过自己的眼睛，生动而细腻地描绘了种族隔离及其后遗症对南非社会结构、种族关系和个人成长路径的深远影响，让我们看到了种族隔离政策如何将人们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以及这种划分如何影响了他和他的家庭。他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个体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以及社会制度如何塑造和限制了个人的选择和机会。
数字媒体时代的创新
数字媒体的兴起为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它不仅为非洲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和传播平台，也极大地促进了非洲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和合作。
例如，国外的写作博客平台如Medium和WordPress，为非洲作家提供了发表个人观点和故事的空间。阿迪契的文章《我们都应成为女权主义者》最初就是通过TED的演讲在数字媒体上获得广泛传播的。在线杂志也为非洲作家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使得他们的作品能够迅速触及全球读者。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变得更加民主化。例如，宾雅娃噶·歪奈纳最初就是通过网络平台分享了其散文集《如何书写非洲》，随后作品迅速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对西方媒体和文学中对非洲刻板描述的广泛讨论。数字媒体的跨国特性也促进了非洲作家与国际文学界的对话。例如，特雷弗·诺亚的回忆录《天生有罪：特雷弗·诺亚的变色人生》通过数字平台获得了国际关注，他的YouTube频道和Twitter账号则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使他成为全球知名的非虚构文学作家。数字媒体提供的平台不仅扩大了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可能性，也促进了体裁的创新和多样性。例如，互动叙事平台Electric South的VR短片，展示了非洲非虚构文学的新方向。这一类创新使得非洲非虚构文学更加多样化，同时也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此外，数字媒体的自由度也使得非洲作家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题材和视角，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非洲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扎根于口头传统到在数字媒体中的当代表现形式，非洲非虚构文学经历了丰富而深刻的演变，这不仅反映了非洲大陆的不同经历，也展示了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坚韧与活力，这种演变不仅是文学创作形式的变迁，更是非洲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探索自我、寻求表达和发声的过程，不断发展和多样化的非虚构文学，不仅为非洲人民提供了一个表达、反思和变革的有力工具，也使得非洲文学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