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徐则臣的小说《古斯特城堡》中，“我”寓居海外，住进神秘而迷人的古斯特古堡，故事讲述着古堡的前世今生，年轻一代的主人喜欢骑着哈雷摩托车，“向世界尽头进军”；在世界中的还有缅甸人一家，加上来自中国的作家“我”，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构造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多维参照。 “古斯特”取自古堡的老主人伊恩·古斯特先生，似乎又因误认为“鬼堡”而可译解为ghost，在“哥特式的幽深的恐怖”里，数百年历史的幽灵在“我”的眼中浮现，叙事者试图将之招魂/召唤，对古堡之石头般坚硬的传统以及西方/世界的“迷魅”加以转译。由此，揭开面纱之际，即是融汇中西之举，这是徐则臣的“到世界去”，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在世界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世界”对于当代中国意味着更为深广的意义，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的过程是曲折而复杂的，但只要具有较高审美水准，并且能够准确而巧妙表达中华文化的优秀作品，便可传之久远。在小说中，“我”是美国的驻校作家，中文是叙事语言，中国文化或者再延伸开去的世界意识，成为了小说的话语视角与修辞伦理。在跨语际实践中，诸种话语之间是彼此融汇同时又充满竞争的——这也是生命力迸发的源泉——这里的“竞争”在多重层次和多种范畴中展开，但无论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意识”，都指向着亟待重建的开放性以及由此生成的新未来想象。
梁豪有一个小说即名《世界》，主要叙述的是网络主播的日常和情感生活，同样以“到世界去”为内在主题。女主播沈夏几乎每天沉浸于那个无远弗届“世界”——不仅是她所谋生和“寄居”的无边无际的网络空间，而且也意味着虚实同构间亦真亦幻的全球世界。小说的最后，她去了法国，奔赴的却是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情”，如此既是对现有枯燥乏味之生活的解脱，同时畅想一种自在而豪迈的人生状态。小说中余欢对沈夏说的那句“follow your heart”，是当代人精神之征兆，也是病兆。沈夏到达巴黎后，发现自己似乎遭遇了白兰度的骗局，但是置身更广阔的“世界”中，她开始从心所欲，无往而至，决定独自赴这十天的约，因为她更在意于维持自己美好的想象。在“世界”之中的沈夏完全释放了自己，从繁琐的无助的生活中挣脱出来，逾越那个惯常的庸俗的自我。在他乡重新发现生活、看见他者。只身流连法国巴黎的沈夏意识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与此同时，她自然也感受到了孤独，也由此而意识到了另一重或若干重的自我。可以说，世界观念给中国文艺及其主体形象带来的是新的视镜与借镜，沈夏最后豪迈如斯：“等我回来。”世界再大，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与“沟通”，而“回来”之际，心绪与境界早已展拓一新。
二
从“世界”中回来，迟子建的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返归民族传统与历史叙事之中，贯穿故事过程的白釉黑花罐，以及小说结尾处卒章显意的碑桥，既是一种微缩和凝练中建立的陈列和讲述、复制和再现，同时也是对于文化传统的征象化和征兆化。更重要的，这里面包含着历史反思和价值重铸的过程，高度的仿真和还原，达到想象和再造的功能。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中得以不断延续，绵延几千年，并且还将流播至深远。迟子建在小说中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构典型、塑造经典，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更往深一点说，言说中的纪念是一种召唤，是一个复活的过程。这是很有意思的，召唤和复活有助于唤醒国族意识并重建历史记忆。
在这其中，“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因而，“人民需要文艺”与“文艺需要人民”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也意味着“文艺要热爱人民”。潘向黎的小说《兰亭惠》写的是最广泛的城市人民的生活现场，具体说是一个请客吃饭的故事，老夫妇二人宴请前准儿媳，聚叙旧情，做足告别和分离的礼数，也为儿子接下来的情感和婚姻铺平道路。在他们身上可以体现出上海市民社会的观念形态、生活现场和情感模式。当代中国数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构筑了一代人特有的伦理观念和生活信念，形成作为“市民社会”的上海或说任何一个中国现代化城市的精神基底。毫无疑问，好的文学创造的是“人民喜闻乐见的生活”，其从生活中来，回到生活中去，并且从侧面、前方或更高处观照生活。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半棵树也许意味着人心与世道的裂解，显影出当代世界的多重分化。陈彦从特定的“舞台”开始重新走入乡土与人心、自然与天地，凡俗时景、人世纷扰，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错统摄下，头顶的星空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天上的星群对照乃至指引着地下的人群。小说试图以一种新的道德律，填补世间的残缺与个体的差异，观照命运的沉浮，也警言、也告慰，也叹惜、也悲悯。凡一平的小说《上岭恋人》，回归故乡，回到作者念兹在兹的上岭村，那里有恋人、产婆、保姆、裁缝，也有侦探、说客、歌王，等等，作者意图为一座村庄和那里日夜奔忙的人们立传。可以说，从陈彦的星空诗学，到凡一平的世间群像，天上的或形而上的星空与星链，切近着日常“人民”的谱系，这同时意味着精神的脚踏实地与跃迁飞扬。
何向阳的诗歌往往在纷扰的尘世中体悟情感的丰厚和思想的锐度，其中充溢着种种缠绕、穿透与超越。种种相及与不相及的物形与人像，指示着一种万物关联的诗性。一首《你说》：“你说你爱百花盛开的春季/而我却浸透了秋的忧郁/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季/你说你是天空闪亮的星座/而我却属于无光的岛屿/独自承受海浪的拍击”，我和你、生与死、闪亮与黯淡相互纠葛，与此同时又能击穿表象的淤积，穿透迷雾的蒙蔽。《红尘》中写道：“以后的征途/为心底的哪团/火焰/为长眠的/哪片时光/为谁/为哪一个人/我会交出这个不屈的/灵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既是了悟与禅思，同时更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人们的生活、情感和思索，代表着当代个体的感觉结构生成的过程。因而可以说，文艺塑造的新时代主体是丰富多元的，他们追寻自我的生活与生命，也执着于现实与未来，更重要的，他们于期待满怀中，敢爱敢恨，有情有义。锦璐的小说《复调喀秋莎》写老朋友们的久别重逢，人世倥偬，翩然而逝，然而有些创伤和烙印是伴随终身的，人们的“梦想和期望”自然难以忘却，“爱和恨”也恐难释然，于是乎历史的记忆成为了精神的勋章。一代人的《喀秋莎》唱了一出又一出，还是分毫不弱，铿锵依旧。
近年来，文学地方性的议题方兴未艾，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等，不同的地方性此起彼伏，争奇斗妍，构建着全国范围内的文学百花园。这些流派或群体，不仅有文化寻根式的价值追寻，而且面向当下、未来和世界，他们的写作充满异质性，同时又内蕴着不同艺术理念的对话，在文学技艺和修辞形态上较之以往更是多有突破，在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上也甚为可观。东西的小说《天空划过一道白线》是经典的寻找和等待的主题。语言挤干水分，如坚硬的藤条抽打焦渴的灵魂，人的瘦硬的内心在这里显影，不断感受到疼痛，觉察自我的与世界的苦难。小说同时又叙写着消失与再现、出走与回归，在“南方以南”触及如此宏大和丰富的母题，非常耐人寻味。
传世之著作总是能够穿透时间的迷雾，在历史的流波中逐浪激荡。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深入人心自不待言，尤其孙悟空的形象集七十二变于一身，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却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他的纯粹和忠义，也守护着自我的率性与血性，近来火爆全球的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通过独树一帜的叙事形态、精致画面和文化意涵，极佳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深度挖掘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体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对经典素材的游戏化演绎，展现了中华文明在时间长河中的更新与创造。《黑神话：悟空》采用了先进的游戏引擎并激发出绚丽的视觉效果，创造性地融汇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这无疑是文艺原创力的重要体现，不断更新的艺术手法融合当代科技、媒介、观念的创造，往往能够生成出非同寻常的艺术作品。随着《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范围内的关注，这款游戏成为了文化输出的样品和精品。由此可见，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获致世界品质并于全球流通。
因此，这样的经典作品不仅能够吸引、导示和启迪人们，而且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形成了一种重要范型。其充分证明了优秀文艺作品在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回到传统和历史的未来想象的过程，不可或缺的是前瞻性、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是实现跨越古今的创造性转化，以及贯通中西的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呼啸前行的大时代之中，文艺创作可以说是不进则退，如何切合自身实际的同时回应历史命题，通过外在的变革契机激发内在的创造，这是文艺观念再造与文艺实践创新的深层规律。不仅如此，时代的变革带来的文艺巨变，也促进了创作主体性的极大丰富，诞生了“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不同时代主体与创作主体的竞相创新，绘制出关于未来想象的内在驱动力，这是优秀文艺作品形成与衍生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在中国文艺走出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中国文艺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在这个历程中，未来的想象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从深具创新意识的社会风气中逐渐孕育，而且通过制度保障创造出富于生长性的土壤，由此形塑主体内在的精神机制以及总体性的文化心理。
三
陈春成的小说《夜晚的潜水艇》叙述“我”在上学间隙与平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幻梦中的潜水艇前行于茫茫黑夜，在翻腾的大海中打捞博尔赫斯的硬币，足够不着边际，又足够合乎情理。人类于不同的平行世界中展开自我的想象，蓬勃绽放的想象力从“我”行之所至的无数瞬间生长出来。“无数个世界任凭我随意出入，而这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弋舟的《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对焦那些失落的瞬间，以及值得重塑的时刻。平行世界似乎存在着种种奇观或奇遇，但是生活里却是无处不在的凡常和俗常，更多的时候需要激荡百千种想象如探寻“沉船”的去影留踪。鲍尔吉·原野长篇小说《乌苏里密林奇遇》亦是如此，开阔又深邃，奇异又寻常，非常细腻的描述，却又有着辽远而宏大的意指，其中富于异质性的文学表达，从地方性走向隐喻和童话，走向历史与地域的深处。小说里面提到一种通灵者，也许小说也是这样的通灵的存在——既是一种形而上的幻想与幻境，更关键之处在于能够以虚构御向实在，通往一种想象的未来。如前述陈春成所言：“当幻想足够逼真，也就成了另一种真实。”
三三的小说《小楼昨夜又东风》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忧虑和悲悯，喜剧的戏谑中包孕着悲剧的内核，自嘲与自悯在这其中所在多有。乔乔戏里戏外都是边缘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戏里的人生，人世里的戏份，都在心酸的现实与理想的遥望中彰显无遗。对照陈春成航行于深海的“潜水艇”，试图重拾人们“潜到深处”的能力，那是最隐秘的内心宇宙，更意味着想象力统摄下的深邃而广袤的未来世界，对于文学而言，接通和融汇、转化与创新显得何其重要。《夜晚的潜水艇》里，“我握住台灯，望着窗外的夜色，对自己说：Captain Chan，准备出发吧。”如此似乎可以呼应前面梁豪小说《世界》中沈夏的“等我回来”。这是宣言式的姿态，是对于未知路途与未来世界的决然行径，透露着对于自我以及未来的期许；与此同时，也代表着文学本身的呼号和询唤，那便就此“回来”或者“出发”吧——“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