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第十个年头。光阴荏苒，回忆自己从事编辑工作的点滴，有收获，有遗憾，有成长，有不足。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编辑，起步较晚，也因为有了不同职业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从事出版行业的志向。每每回想起得以进入凤凰的机缘，都觉得庆幸、感恩。
在入职凤凰前，我一直在媒体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虽然研究生毕业时也曾想过向凤凰投送简历，但因为没有专业对口的岗位只能作罢。记得毕业数年后，还是在记者同行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凤凰的招聘启事，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招收国际关系专业的毕业生，对学历和工作经验的要求，我也正相符。不禁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顺利通过笔试、面试，就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地进了出版行业。
虽然新闻和出版都属于传媒大类，有不少共通之处，但从记者转变为编辑，仍觉得从工作方法到工作节奏都需要重新摸索，从头学习。在通讯社和报社时，总觉得人被时间追赶着，每天忙于寻找新闻线索、采访、写稿、发稿，生怕赶得晚了，新闻就成了旧闻。到了出版社后，以为图书的出版周期相对来说要长了不少，工作似乎可以慢下来一点，轻松一点。但很快我就感受到了出版工作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图书的文字体量较新闻报道要大得多，编辑工作对文字表达的准确性要求更高。其次，编辑手上往往不只一本图书在编，每当几部书稿的出版时间撞到了一起，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加班加点也是常态。更重要的是，因为出版所涉的知识更加专业和深入，编辑工作需要耐得住性子，不论是编辑技能还是知识素养都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沉淀，才能静水流深。
进社后，得益于江苏人民出版社“以老带新”的制度，我跟着出版社首席编辑、资深编审唐爱萍老师学习编辑业务。入社一个多月时，社里抽调力量集中出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丛书”和“迈上新台阶 建设新江苏”研究丛书。唐老师带着我参与到这两套丛书的编辑工作中。时间紧，任务重，从拿到书稿到付印出版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正是在跟着老师加班加点编校书稿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距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是作为一名编辑，对党的理论和相关政策文件的知识储备不够，对书中政治观点的表述往往不知该如何把握。二是在编校技能方面的欠缺。虽然每天很努力地对书稿逐字逐句进行修改，甚至改得整篇书稿满是痕迹，但改出来的“硬伤”不多，还因为改得太慢耽误了编校工作的进展。幸得唐老师耐心教导，不仅对我看过的书稿重新审读编校，总结指出上一校中的疏漏和问题，更着重分析编校错误的根由，真正是“传道受业解惑”。我一直记得唐老师将编辑改稿形容为是在给书稿作“微创手术”，一方面要精准校正书稿中的差错，另一方面应最大程度保留书稿本身的特色，不要轻易改变作者的原意，特别是不能改是成非。
就这样，在跟着唐老师和编辑室其他资深编辑编校一本本图书的过程中，我逐渐掌握了编校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更在跟着出版社领导和唐老师拜访作者、策划组稿、参加活动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更为广博的出版世界，开始有了编辑需要积极策划选题、积累作者资源的意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徐海总编辑那时正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徐总任社长时除了大力倡导“以老带新”机制外，还特别强调要“以项目培养新人”，让新入社不久的编辑早早地就参与到重大出版项目中来，使我们在实战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和迅速的成长，并通过这些重大出版项目结识了不少名家，为后面的出版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016年，社里派我去厦门参加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出发前，徐海社长就说要多结识参会的法学名家，特别是我国首位WTO上诉机构大法官张月姣也将参加这次会议，机会难得，要设法向她约稿。在这次会议上，张月姣老师作了她自日内瓦归国后的首场演讲，在场听众无不被其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杰出贡献和拳拳爱国之心所鼓舞。在我社作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荣誉会长、厦门大学陈安教授的引荐下，我得以拜会张老师，表达了希望出版其个人传记的愿望。张老师为人极为友善，并不介意我只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编辑，很是愉快地应允下来。2019年，张老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我的人生路：张月姣大法官自传》也经过三年多的写作、整理和反复打磨后在我社出版。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中，张月姣老师一面参与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与讲演，筹办了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一面担任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员，办理了20年未决大案，一面还承担着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委员等各项社会事务，并完成了《我的人生路》和另外一部判例集的写作，工作强度之大、行程之密、效率之高可以想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张老师都是利用节假日、周末和早上4点到8点的时间进行写作，每每收到她的邮件都是在深夜或者凌晨，而此时的张老师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寒来暑往，书稿由最初的几万字充实到十万字、十五万字，数易其稿、反复打磨后，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已是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厚重作品。《我的人生路》不仅是一本自传，更是一部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史、改革开放史。它既是一部励志传奇，更浓缩了中国法律人在推动对外开放法制建设中所做的不懈努力。张老师常说“Make it happen”，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勇往直前。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她的精神时时感染着我、鼓励着我，这段经历也成为使我受益终身的精神财富。
除了张月姣大法官，我还有幸编辑出版了王蒙、洪银兴、杨牧之、章剑华、朱邦造、倪世雄、贺云翱、朱冬生等众多学术名家、文化大家的著作。因为身处凤凰这样世界一流的出版平台，因为从事编辑工作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我非常幸运能和许多年少读书时就仰慕已久的作者近距离接触，不仅得以深入了解他们的学术、文化和思想脉络，更在日常接触中真切感受到他们的处世风范和人格魅力。于工作、于人生都受了极大的益处，做人、做事都有了更多更好的榜样。
徐海总编辑在《出版的正反面》一书中曾提出编辑的六个等次。对标对表，我想自己在从事出版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勉强做到了三等、四等编辑，正在向着努力成为二等编辑努力。在技术日新月异、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当下，成为一名称职甚至优秀的编辑，自己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从事着肩负传承人类文明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我们有责任将老一辈出版人的优良传统学习好、传承好，更有责任跟随着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脚步，积极创新、开拓进取，在新时代的出版变革中努力留下自己的印迹，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