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我去了农场。那是大历史安排给我们的小历史，生活有些艰苦和单调。我正是在那个小历史里走进文学，学习写作，因为文学里有乐观、明亮、热情、诗意；文学的语言是那么高级，说着、念着，便棋高一着了，觉得自己有些水平乃至优秀。生活在文学面前获得新的叙事激情，每日的页码上有了诗。我们这一代人，在小历史里的年轻岁月，选择文学而栖居，是有着很浪漫的现实主义智慧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总在生命和艺术的深处无意相连。
所以，我的文学起步，便注定只写天真的可爱、蓬勃的热情、坚定的意志、温暖的关怀、动人的色彩、浪漫的诗意。初始的脚印总还是幼稚，但纯粹，我后来无意地一步跨入儿童文学，正是因为精神里有一个可爱的安徒生锡兵。站立于农场田野的时候，我茫然未知后来的天地——后来的美丽天地，正好是由那儿走来。美好无须预料，属于自己的路，每段都珍贵。我的处女作就叫《征途》。
我是在一个重新苏醒的好年代，考入大学，离开田野，走进校园的。也是在大学课桌上，我十分认真地写下了正式的儿童文学初期作品。我真怀念那个普普通通的老教室，光线不明亮，安宁得满心甜蜜。田野已经离得那么远，我在方格的稿本上写下一个个端正的字。它像捡起的麦穗塞在口袋里，又一粒一粒落下于土中。有的时候写下的句子醉心、自恋，完全应和心里的感觉；有的时候沮丧自己的无力，那些麻雀般叫声的句子，根本不在我最想要的枝干上叽叽喳喳。一个短篇小说的写成竟然也用了一个小“工程”的时间。
我真正的儿童文学处女作是《马老师喜欢的》。那是一个小学老师的故事。
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他们的标志并不是学问多么渊博、高深，当然，如果高深、渊博，那他们职业、讲台的高山、大海，学生放眼望去，自然是惊愕和崇仰。但他们如果瞧得见年幼、年少的学生们各自的溪流和山丘，理解、欣赏、爱惜，尊重地踏入，协助清淤，维护天真，于不见之间已经栽种种子，在成长的生命的未来看见树干长出绿叶，像图画书《小种子》那样，后来居上，花朵满枝，这是不是基础教育更普通的景致，有着更流长、深远的意义？
我一直很自豪在30岁的时候忽而醉心忽而沮丧地写出了《马老师喜欢的》那样的小说，用了整整十天的时间。那时候的大学校园，学业的脚步奔腾、欢腾，学文学的学生总以文学般的热烈注视彼此，目光、神采皆文学，好似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好似都是鲁迅先生的弟子，议论着《爱，是不能忘记的》，流光溢彩着罗曼·罗兰式的句子。我是班长，也是《拓荒》杂志的主编，还是中文系刊物《文友》的主编。年轻的口气常常比力气大，心愿不是在心脏里，而是飞入空中，摇曳成一只十分酷的风筝。我的同学姚子明不知哪来的欢欣鼓舞，以漂亮的仿宋体刻印出马老师的故事，贴在橱窗里。
女生们说：“我哭了好久！”
我写的时候也是眼泪汪汪。
中文系的首届文学评奖，它获了一等奖。它后来又在我从小就爱的南京获了一个更大的一等奖。没有奖金，但有一本蓝颜色的奖状。是江苏、南京的一个很大的文艺新闻，是一个很多年不会贬值的大光荣。我抬起腿，干干净净地跨入了儿童文学的大门。我是那么想念永恒的顾宪谟先生，我的作品编辑。感激那些我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的投票者们。那个年代，文学、艺术都庄重、严肃，一尘不染。
那是一个爱的故事。一个普通的女老师，一个更普通的女孩学生。故事由女孩子作文本上的泪滴开始，故事的结尾是一个集体的人人的笑容。故事没有大波澜，但的确被阅读得泪水涟涟。
女孩是被马老师牵起放出的风筝；我写的这个故事，牵起了我这么一个文学的风筝，各自有了后来的景象。
我后来自己当老师了，也总以自己的小说《课堂》中的情感对待学生，虽然课业结束，他们离开，教室空空如也，但总有人会归来，看看自己的课桌椅，想着他的老师。《课堂》的叙事是叙事归来，情感缠绵。
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于爱中分娩的文学。母亲总会喂养母乳，没有母乳，讨饭也要捧回一小把面糊。父母、长辈，他们的手、肩、背，浑身的力气都给了你。你是小，他们是大；你大了、高了、走路快了，他们老了、矮了、小了、走路走不动了。你独自往前奔，不牵着他们的手，他们的依靠在哪里呢？我写了《走在路上》《写信》《饭票》《小脚奶奶》《外婆，你好吗》《大小大》……母爱、父爱、长辈爱，都是一个人长大之后才渐渐读懂的故事，是《隔了那么久的一首诗》，回响于耳，惊动于心。我写儿童文学，时常满眼泪水。
宽敞的文学大路是读着而审美，写着前行的。铺就得讲究，才少有坑洼。多少的路塌陷，都是由底而上、里应外合的。美好的年代给了我们丰富、磅礴的书籍和文学出版，给了我们多么大多么活跃的一个文学大学，那个“阶梯教室”走啊走啊几乎都走不到最后那个台阶。我们总在不经意间已从高高的文学灯柱下经过。
我懂得的更多了。给儿童写作，爱、天真、幽默感，语言明了、干净，不喧哗辞藻，语态、气息自然，任何恶毒都必须被善意、正义消融，尽量不在文学的叙述中上课、不教训……
《女儿的故事》是我的幽默写作的大处女作。一个孩子的学业路途是那么艰难，气喘吁吁、跌爬滚打，可是我写得嘻嘻哈哈。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在火车上哈哈大笑地读这本书，列车员悄悄问她同行的先生：“她需要一点热水吗？”夫妻俩认真地解读列车员的关心后，恍然大悟：人家的意思是她需不需要吃药。
其实我写的时候，是流出很多心疼和忏悔的泪的。成长是那么不易，当父亲是那么难。我30多岁有了女儿，心里每天滚来滚去的都是对她的美丽心愿。可是第一次当父亲，心愿大，无知也多，温柔如水，急吼起来，喊声似虎，只为一件事：大学啊大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哪是可能一口气读得懂的。有了她，才有了当父亲的机会，独生子女的父母，当父母的年龄是和孩子的年龄一样大的。因为有了孩子，他们才是父母。孩子可以声称自己正在成长，渐渐才能知道如何做人、如何当子女；而父母唯有自己闷声学习和检讨，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请原谅”，他们的泪水是自己心里的小溪。
女儿长大后，我写出了《爸爸的故事》。
我写出了一群快乐小孩的连续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不是只写他们天然的灵感和东奔西跑，从不忘记指出跑道上的那些实线、红线，正如同我的“先锋”之作《双人茶座》，两个少年走在路上吹着牛，吹着心头的暗想和女孩，走到十字路口，我一笔提醒：对面是另外一个区了，回头吧！
儿童向往成人世界，在文学里还是要艺术地告诉他们，生命不可逾越，规矩总是要有。不教训，却不能没有“艺术地告诉”。
我是国内图画书写作复兴起跑在前的人，写了不少本了，《李拉尔的故事》《敲门小熊》《麻雀》《行吟诗人》《三幅画》《下雪天的声音》《春天》《过年》《绿钢笔写的字》《饭票》《乡下路》《谁最高》《我的小矮凳》……我不为自己的写作“自弹自唱”，不当“吉他手”，拽不得，低调努力，来日方长。
十几年了，我每月写出一篇专栏散文。我不是写来便是散文，而是想艺术地写出些样子。散文和生活之近，是脚和路的关系。满脚的泥和灰，我像《金蔷薇》中的扫灰人，筛啊筛啊，只求找到星点金粉。文学如金，有金粉之心比捧起即是更合文学世界的大规矩，我热爱大规矩。
《绿光芒》《黄麦地》《蓝天空》是它们的结集。很多篇目成为朗读会上的声音。它们是写给成年人的，很多篇目却成为小学生、中学生的阅读分析题，进入中考试卷、高考模拟卷。这是养育了我的母语对我的再次养育，我被它的摇篮摇大，成为作家，它又继续摇我的作品。感谢亲爱的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