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现今是否还有人看重名片，如当年那样，把整个人所有得到过的头衔儿都码在那几厘米长宽的硬纸片上？好像它已经过时了，落伍了吧？！
父亲程树榛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夕阳西下，我在北京家里那被晒得暖融融的窗帘旁边帮助父亲整理书房。我发现写字台抽屉里的几十盒名片，不知该怎样处理，放置何处。请示父亲，他也不知。有很多连父亲自己都奇怪的名字，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特别是与他毫不相关的单位、职业或者地址，似乎猜得出来是某次会议上交换的结果，我想多半也是出于礼貌。这让我俩都觉得有趣。不是吗？人们早就到了一个手机扫码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了，即便是极其正式的场合，名片也几乎被淘汰了。
我和父亲猜想名片上除了名字不变外，其他的诸如职业、地址、电话等大都是变了，或许是巨变了，所以很多都已是无用的了。我就做过这样蠢钝的事：曾经和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再聚，不知人家已经升迁多年了，却仍旧直呼姓名，结果惹得人家冲我翻了好长时间的白眼儿；还有一次，我拿着几年前的名片找人，竟然被电话另一头呵斥了一顿。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劝父亲想个法子处理那些他早已不熟悉也不再需要的硬纸片，这也不能算是对送名片的人的不敬。最终我有了一个周全的办法：让父亲将他不认识的、不熟悉的、没有印象的或者重复了的交给我，为了隐私与安全起见，我将名片剪碎，不留完整的地址、电话以及名字等。就这样，那天，我和父亲并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如流水线那般，他一张一张地看，我一张一张地剪。这个工作看起来很不轻松，却很有意思。
我们都有了一个发现：名片竟然已经成了文物！
看名片，会发现很多人当年的行踪，让人产生很多回忆，想起很多有趣、可笑、温馨甚至是悲伤的故事。比如父亲看到了某个出版社的老编辑的名片，就很激动地忆起当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奇怪的是，混在父亲的名片大军里，居然还有我若干年前的十几盒名片。除了为工作而印制的两盒《光明日报》文艺部记者编辑的工作名片外，我还发现了很多久违的名字。我饶有兴趣地一张一张地看，看到了指挥家李德伦、话剧艺术家于是之、油画家靳尚谊、作曲家王立平、词作家乔羽、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蓉蓉、歌唱家胡松华、电影艺术家于洋、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围棋职业九段陈祖德、音乐家施光南的夫人洪如丁等，还有不少已经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认识的了。我想，这些著名人士也同样早已不记得当年那个年轻的女记者了。
但是对于有些人，我还能记起当时的情形。比如于是之，他允许我在北京人艺院长室里旁听他和导演们讨论一个戏的计划。比如某个仲夏在李德伦家，他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讲述着早年出国学习指挥的故事。比如上海京剧院院长黎中城，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上海采访时认识的，他给我介绍了不少上海剧院是怎样关注创作、重新赢得观众的事例。那次的上海之行让我有机会见到了散文家余秋雨和著名女导演黄蜀芹，并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了，回来后我就写出了《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改革潮推动文化潮》。这个占了一个半版篇幅的文章居然还在第二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里被播报了，为此我也风光了好一阵子。
洪如丁女士呢，是在施光南告别演唱会筹备时期认识的。或许因为她的身材跟我一样也是女性里偏高的，所以让我很有认同感，马上就聊了开来。洪女士很知性，让我不得不佩服施光南找夫人真的有品位。我这样跟洪如丁说了，她悲伤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我们也就一下子拉近了距离。那天，还有施光南的好友，同为作曲家的王立平以及词作家晓光等名家在座。似乎当时有人建议由王立平来将施光南未完成的作品给续写下去，我不知王立平最终答应了没有。我的几位同行当时在场，大家议论说不太合适，虽然两位作曲家彼此了解，也彼此尊重，但是他们的风格还是不相同的。那时王立平刚刚呕心沥血地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谱写了曲子，赢得了很多赞誉，我们见他时总要对他哼上几句《枉凝眉》或者《葬花吟》，以表示我们的喜爱或者绝对的认可。后来我和作曲家也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我清楚地记得洪如丁在对我叙述她与施光南的往事里，所充满的怀念之情。她说家里钢琴上总摆着勿忘我花，因为施光南喜欢，说它不仅生命力强，而且也美丽，洪如丁就建议夫君为它作首曲子。果然，施光南真的为它写了一首歌。后来洪女士被派往国外工作，临走前，施光南让妻子随身带了两首歌，一首是《多情的土地》，另一首就是《勿忘我》……因为洪如丁的这些深沉的叙述很让我感动，也为我的采访增添了不少带有感情色彩的描绘，使我写的那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特写《永不消逝的旋律》获了当年的新闻奖。
一张纸片从盒子里落了下来，我拾起，大吃了一惊，道：“张君秋，电话号码……”这是写在老式的红色横格信纸上的毛笔字。我立即想起了张先生和蔼可亲的微笑，我回忆着，那一定是在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蓉蓉向老先生拜师时，我要采访他而得到的。那时候，王蓉蓉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是崭露头角的新星，她主演的张派名剧《状元媒》《诗文会》等都很成功。我最欣赏蓉蓉的嗓音，总觉得她若去唱歌剧也一定会成功的。因为成了好朋友，蓉蓉就告诉我她拜张君秋老先生的一些故事，当然也允许我偶尔为了多了解细节去看她化妆。那个过程真让我大开眼界，那漫长的、细致的、一丝不苟的着色、扑粉、勒头、描眉画眼，让人目不暇接，也让人惊叹不已；而道具间里的那些凤冠霞帔、顶戴花翎等也同样令我眼花缭乱。不得不说，这些都对我算是一种有效的浸染。很可惜的是，我虽然多次与大师张君秋在不同场合有过交谈，但还是因各种缘由没能去成他家采访他，现在想来仍是一个遗憾。
说来有趣，当年与我年龄相仿的各界年轻新锐们后来都成了栋梁人物，可我的记忆里却还是当年接触他们时的模样。比如帅气的版画家方振宁，如今早已是策展的大牌人物，而通过他认识的青年艺术理论家陈履生，后者曾为我编辑的版面写过文章，后来还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现在不仅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博物馆，而且依然活跃在美术界。当然还有国画家纪连彬，认识他时他刚从西藏写生回来，一身豪爽，后来成了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最有意思的，还是找到了戏剧家过士行一事。其实老过曾是我的新闻界同行，他在《北京晚报》当记者时，我们三天两头会在首都的各种文艺场所碰到。用“碰到”一词说明我有些不甘，因为记者虽然喜欢和同行见面，但也总希望自己所写的是独家报道。不过，我和老过处得很好，也为一些活动互相通风报信。他挺有才，说话好玩儿，知道老北京的故事甚多。特别是当我发现那个在《北京晚报》上写《聊斋》专栏的“山海客”是年轻的他时，我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老到、幽默让我一直以为那是位跟翁偶虹老先生那般老的先生。我之所以提过士行，不是因为他写了《鱼人》《鸟人》和《棋人》等很轰动的话剧，而是因为我长期跟他失联了，结果就在父母家那次帮父亲整理名片时发现了他曾经给我的名片，而且他龙飞凤舞的手机号也在上面。我拨打了，还真就找到了他！这让我很是欣喜。老过的名片上跟我一样，只印了报社和姓名，很朴素，让人一目了然，所以找到他就很容易了。
当然，我和父亲整理来整理去，最后还是留下了一大半名片。其中不少属于我的，我就又带回德国汉堡的家里了。它们就像是一个个链接，后来我从中真的又找到了几位往日好友。
我很喜欢古罗马哲学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那句经典的“记忆是万物的宝库和守护者”，我也对奥斯卡·王尔德的“记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日记”深有同感，但是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话更直击我的心扉，他说：“如果你要读懂未来，那么你就必须翻阅过去……”对我来说，名片承载了一小段历史，我虽不会去无休止地整理它们，但我相信它们会偶尔给我一些提示，或许也将给我一些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