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内地文人带着未竟的文学理想南下香港，《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华商报》《文艺阵地》《文艺青年》《大风》《时代文学》《大众生活》等报刊在香港创刊或者复刊，香港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在内地文人大量南下香港之前，香港的新文学基础较为薄弱，基本处于边缘地位。1930-1940年代内地文人南下香港，试图将内地新文学的话语体系和文学资源“移植”到香港。因此，与1920年代香港文坛文白、新旧、雅俗“同置并存”不同，1930年代下半叶香港文坛迎来了新文学的“爆发”。

不过，内地文人南下香港的文化实践并不是中国内地文学谱系在香港的横的“移植”，而是有着多元面向和内在张力。香港文化空间的特殊性为内地文人的话语实践带来了诸多挑战，也增加了新的质素。首先，香港是一个“各派并存、同时发声”、充满无限可能的话语场。这意味着内地文人在香港开展文化活动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文化格局，这也使得他们在香港的文化实践有着多元面向。其次，香港在接受新文化、新文学方面与内地存在“时差”，面对香港新文学发展的迟滞性，内地文人尤其是左翼文人试图在香港完成“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双重任务，这使得他们在香港的话语实践充满张力。

左翼文人与香港文化语境的“交锋”，首先见于有关“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文学论争中。1940年10月，《文艺青年》第2期刊载了杨刚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该文指出，香港青年的文章“初看起来都是写美丽的雕琢得不很坏的东西。细看起来却是没有内容的，充满悲哀的、颓废的灰色东西”，与“民族煎熬”“社会苦难”极不相称。杨刚试图将内地左翼文艺的话语体系移植到香港的文化语境中，对香港青年进行文学教育和思想启蒙，但是香港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为这种话语实践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各方热烈的讨论。据统计，讨论该话题的文章达九十余篇。除了《文艺青年》之外，《星岛日报》《大公报》《立报》《华侨日报》《国民日报》《南华日报》等报刊也参与其中。香港文坛的诸多政治力量与文化力量在这场论争中纷纷登场，左翼文人、右翼文人、汪派文人、香港青年都参与其中。有关该话题的讨论已然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各方力量都试图在这场论争中论证其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因此，在“反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的背后，是各方力量话语权力的博弈与角力。同时，左翼文人所提出的“挑战”也指向香港的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彼时的香港旧文学传统和通俗文学传统根深蒂固，相对而言新文学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左翼文人试图改变香港的文学格局，以确立新文学在香港的地位，而“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只是杨刚等左翼文人所忽略的是，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不同，在香港拥护新文艺的读者群体本来就少，而杨刚提出的“反新式风花雪月”所挑战的恰恰就是这些爱好新文艺的青年。同时，杨刚的观点本身也存在悖论，正如赵稀方先生在《报刊香港》中所指出的，她对“新式风花雪月”创作倾向的批评主要针对流落于香港的外地青年，但是她在追溯原因时却又指向香港本地的教育体制与文学传统等历史因素。所以杨刚在对香港的文学生态发起挑战的同时，本身也在接受香港文学场域的挑战。

茅盾为《大众生活》创作的《腐蚀》也做了这样的探索，他试图沟通内地的话语体系和香港的文化语境。《大众生活》由邹韬奋于1941年5月17日在香港创办，其宗旨在于传播知识，以协助“政府”改进政治，完成“抗战建国”的目标。而政治色彩太过浓厚的刊物难以获得香港读者的亲切感，所以为了调和《大众生活》的政治色彩、打开香港的文化消费市场，茅盾创作长篇小说《腐蚀》并在《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虽然取材不在香港本地，但是因题材涉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主人公赵惠明的经历可谓惊险刺激，较为符合香港读者的审美旨趣和阅读期待，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香港及南洋喜欢惊险小说的读者。不过，虽然《腐蚀》的文本实践向香港读者的阅读期待靠拢，但是其与香港本地的通俗文学作品不同，香港本地的通俗小说以市场为导向，而茅盾创作《腐蚀》虽也是为了以“通俗形式”吸引香港读者，但目的还是让其发挥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一方面打开香港的文化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利用香港特殊的文化空间回应“皖南事变”。因此，《腐蚀》的文本实践在沟通内地的话语体系和香港的文化语境方面做了成功的探索。

总之，抗战时期内地文人南下香港的文化实践有着多元面向。他们一方面将内地的话语体系和文学资源“移植”到香港，借用香港的文化空间，为内地的文艺运动助势，另一方面也有着建设香港本地文化的文化自觉。内地文人尤其是左翼文人对香港文化语境的“看见”与“不见”也让这种话语实践充满张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