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玮

李静的新著《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超越了“科学”“文学”的二元结构，如书中所述：“理性与道德、知识与正义、科学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的，而非彼此孤立。”当李静将视野投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和2016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两个“科技升格”时代的文学时，“科学故事”这一研究对象所指陈的就不再是文学中有关科学家、科技变革和科学观念的叙述，而是通过谱系梳理，在文学的“功能性”之外聚焦文学叙事与科学话语之间的内在张力与隐秘联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互动如何参与并推动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进程和社会观念的转型。可以说，李静所选择的这7个“科学—文学”故事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当代中国两个科技巨变时代的方法和媒介，帮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科学主义的兴起、演变以及其间40余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这其中凝聚着的恰恰是丰富的中国经验。

在对《乔厂长上任记》等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的分析中，李静注意到现代管理科学在实际落地时与中国人情社会中的“关系学”和“官场哲学”所产生的冲突，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方案—实践”层面的矛盾，而是借由这一冲突重识资本主义管理经验与“苏联模式”及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并透过文学作品呈现出的这种彼此交织的角力场回顾和反思新时期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张力；通过对比《哥德巴赫猜想》等同时期相似主题报告文学的书写方法与形式特征，李静勾勒了一条“科学家英雄”进入当代史的路径，而围绕着彼时“向科学家学习”所产生的关于“学习”和个人成长的思考，则进一步指向当下市场经济时代弥散在青年群体中的“成功学”想象与整体性焦虑，因而不同时期有关《哥德巴赫猜想》写法与主题的解读始终指向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问题；而对于科幻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中未来想象的解读，实际隐含着历史转折时期对于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和规划，其中涉及的生产力变革、物质/精神需求以及劳动者价值等问题无一不是指向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围绕着这些“科学—文学”故事，李静一方面重返历史现场，在转折年代的历史语境之下分析文学叙事如何作为一种话语参与科学/改革合法性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不仅仅满足于“历史化”，而是循着这些故事的脉络考察它们所表征的思想症候如何经过40余年的历史演变影响当下，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思想转型起到了何种影响。与其说李静是在既定的研究目标下寻找“文本”，不如说是其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发掘、解读和制造关乎现实与人之发展的“命题”。

李静开展研究与批评的“作业现场”和“文学田野”超出了既有的文学体系和范式，除了传统的文学作品的分析以外，将弹幕、音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介文艺形式纳入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范畴中，在融媒体时代以“沉浸式”的方式展开置身事内的跨媒介文学研究，因而，李静的这一系列论文呈现出强烈的在场感和行动性。同时，李静冷静、客观地审视和分析资本、技术、媒介、大众等全新的文学生产要素对文学生态、大众文化以及国民精神产生的影响，对当下各种时兴的新媒体文学现象开展症候式批评，对其中隐含着的真问题展开针砭时弊的分析与批判。正如李静所言，“在数码文明转型的时代中，科技的重要性已不再需要文学的‘游说’，科技已经融入身体经验，作用于环境本身，科技、资本与民族国家深度绑定”。因而在新的市场化环境和媒介语境之下，如何处理更为丰富驳杂的文学生产要素、厘清“文学”与“科学”的密切联系是媒介变革时代的文学研究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文学”与“科学”不再是毫无关联的两极，也不再是“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单向度地受到科学性的影响，而是二者越发呈现出“同构关系”。如李静所指出的，二者“扭结为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共同体”，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层次变化是内化于当下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整体性生产机制中的，而文学生产的各个流程和要素也表征着科技的进步和媒介新变。

在对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的文化症候分析中，李静从场景与意象的营造、听觉、情绪等角度对此类公众号的“诗意生产方式”进行剖析，总结和归纳了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当前国民文化生活与消费的方式，道出了媒介与资本合谋下这种诗意背后的商品属性。由是，“‘诗意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数字幻境”。李静更进一步地对人在这种新的市场化环境与媒介语境下的自由与异化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诗意”有可能带来更加隐蔽与内化的剥削；在对当前“科幻热”的分析中，李静意识到科幻已经成为当下的“公共思想媒介”，而由此产生的3种想象力模式则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化与观念格局的分野，由是科幻背后介入现实、生成文明的隐含能量被揭示出来；在对互联网弹幕生产机制和特征的分析中，李静将这种“电子人”的话语方式与文学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相勾连，关注网络时代人的主体性，从而将媒介新变与“人的再生产”这一主题关联起来。

资本和技术的介入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发生了变化，文学的形态、定义和边界都随之发生改变，因而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文学”逐渐松动、瓦解并处于新的生成过程之中。既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新人文”面前是否仍然具有阐释的效力、不至陷入失语的状态？当感受到介入当下的乏力、困顿和犹疑时，应有的姿态是怎样的？当前的人文学科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即是面对媒介转向和与之相伴的文明转型，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发明一套学术研究的话语方式，而是意味着寻找一种重新进入当代社会的方法与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李静的这本论著意味着思路、视点、方法的打开，从“科学”这一视角出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关注“人”这一自五四开始就被不断重申的命题，在行动的意义上重新揭示了文学研究介入当下的能力，也暗示了媒介融合时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张力和新的可能性。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