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灵韵，斯文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得到深入挖掘，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视觉形式，是基于汉字书写与情感表达的独特艺术表现方式，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它以笔墨为魂，以文字为骨，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展现中华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

岳珂《赵清献勤洁帖赞》中写道：“书法何出，心即其物，可以比魏公之笏。”从这个层面讲，书法并非单纯的技法展示与笔墨堆砌，更在于对人书俱老的精神追求，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文化与人格修炼。一幅优美而传神的书法作品，往往能够蕴蓄书写者真实的生命情感和体验，笔画之中所透露的气息与格调直接与书写者的秉性为人、成长际遇、人生体悟产生深度的关联。

叶圣陶先生虽不以书法行世，甚至自谦“不懂书法”。但从先生的教育、文化与出版事业的过程来看，书法一直伴随着他并作为特殊的文化体验而成为一种隐性的内在动力。可以说，叶圣陶与书法文化的内在关联源自教育家的身份认同。旧式传统教育模式下形成的文化氛围及书写的日常化特性，影响了叶圣陶一生对书法篆刻的深厚情感。同时，漫长的教学生涯促进了叶圣陶独特书法教育思想的形成。他曾指出，技能技巧层面的训练并非书法教学的终极目标，而应使“技能技巧在受教的人身上生根，习惯成自然”，才是书法教学的“终结”。作为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书法教育思想反映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观念。对书法的爱作为一种内在动力推动和完善着叶圣陶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对于书法基础教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是深远的。独特的生命情感在“生根”于书写者笔下的技巧表现过程中倾泻流露，在人与书的深度融合中，完成了审美观念与书写形式的同构。《艺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品即人品，叶圣陶先生高尚的人格追求在其书法与人的“同构”过程中体现出来了。

欣赏这一机制下生成的书迹，很难以纯粹的书写技术尺度进行简单的评价，也不能仅从审美的角度离析人与书之间的丰富关系。但我们可以从风格的角度出发，对叶圣陶先生书法的几点特征试作归纳：

一是不激不厉、儒雅蕴藉。

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崇尚中和之美，强调含蓄内敛的审美意蕴和表现方式。正如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和篇》中所言：“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

叶圣陶先生宽厚、温和、热心、大度，为人处事足具君子之风。从茅盾、冰心、朱自清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得知，与叶圣陶先生有过交集的人，无一不被其平和儒雅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朱自清在《我所见的叶圣陶》中提到：“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叶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

张中行曾直言：“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在回忆文章中，张中行对叶圣陶先生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做了深入的描写，文中称：“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才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叶圣陶先生以他的热忱不断感染、帮助身边的人。王力在《水龙吟》中用“当代方皋，马空冀北”来盛赞先生，认为他是出版社的伯乐。先生又慧眼识珠，谦恭待人，善于发现人才，尽可能把名家才士邀为自己所编报刊和丛书的撰稿人，把名作汇集到自己所编的报刊和丛书中。就这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的佳作。叶圣陶先生不仅刊发了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戴望舒、施蛰存、秦牧、胡绳等一大批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把他们推上文坛，还推荐和编辑出版了一批翻译作品和学术著作。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1942年定稿后，一直不得见刊，直至六年后辗转到圣陶先生手里，才得以出版面世。

正如叶圣陶先生为人处世一样，他的书法文质彬彬、不激不厉中自有一种儒雅蕴藉的风流，志气平和中又不乏热烈的情感，使书法静穆而不失灵动，可以视之为典型的文人书法。欣赏他的作品，不啻与他本人相处，给人以轻松自然、如沐春风的感受。先生的行楷作品，用笔醇厚，笔势与结构都呈现开阔的意象。覆式的横画和匀落、疏朗的内部空间指向其汉魏六朝的高古取法，无论用笔结字，少见刻意的装饰与描写，显得古意盎然。不易为人所理解的拙朴趣味之外，更使宽博的胸襟和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来。

二是无意于佳、自然入妙。

苏轼论书名句“书无意于佳乃佳”已经成为后世人们评价书法作品境界高下的一种标准，在此前的唐五代也有人提出“同自然之妙有”的命题。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关于艺术之本质问题的讨论，书法的形式作为一种艺术之美的存在方式，只是表达人们生存情感的必要过程，而书写境界的高下，并不完全由技术所决定。放弃对技术的过度追求而关注书写与人及情感的同一性，是叶圣陶先生从事书写活动的一项内在尺度。叶圣陶先生的书法往往是“即景会心，纵手而成”，稳定的风格及不时松动的形式背后，是一种自然洒脱的无意于佳的书写情趣。

先生出生于江南名城苏州，这里自古以文化积淀深厚著称。在书法上，就涵养出皇象、陆机、张旭、陆柬之、孙过庭、沈传师以及吴门书派的沈周、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一众大家。尤其自“吴门派”极盛以来，苏州的书法具有典型的以彰显人文情怀，自由表达情感、发扬艺术个性为主流的同质于文人画艺术追求的独特传统。当代苏州书法名家费新我、沙曼翁、言恭达、谭以文、华人德等也正是这种风尚的延续。苏州的文化底蕴和书法传统，同样滋养了叶圣陶先生的书法观念。

然而，叶圣陶从不以书法家自居，对于自己的书法往往以自谦或自嘲的方式对待。他在《写字》这首诗中写道：“从未勤练习，吾书安得好。自观只摇头，书兴宜其少，乃有命之者，雅意岂容藐。黾勉以从事，罔敢任草草。”在《题王湜华抄叶圣陶诗词稿》中，他又写道：“弄翰且逾花甲周，老鲜进境不自羞。力止此耳难强求，况复初无传世谋。”

叶圣陶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以编辑为职，常常与作者、读者、同事联系，另外他与友人之间亦经常保持书信往来。因此，在叶圣陶先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中，书信占了很大分量。除了书信，叶圣陶的日记，与朋友间的诗文唱和也多有遗存，字体主要为小字行楷或行草。其行楷书风格朴厚古雅，行草书有如汩汩细流，轻松洒脱，看似毫不用力的笔触中却蕴含着强大的张力。

书法本身是抒发情感、呈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古代书法品评也强调书法妙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因此，圣陶先生的书法创作纯属于自然流露，加之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为依托，他的字更显得清新脱俗、自然生动，用赵朴初的话“自然入妙，是最为难得，情真味永”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三是典雅静穆、碑帖兼容。

一位优秀的书家，往往既能博采众家之长，又能专精一体；还必须具备将传统中多样的表现方式提取、淬炼为属于自身新风格的能力。整体来讲，叶圣陶的书法延续了晚清民国以来碑帖融合的风气。从其遗存作品可以看出，叶圣陶在魏碑、篆书上下过很大功夫，他的字内含筋骨、充满生气，不以技巧胜，而贵在笔笔真诚、气息典雅。

在书法学习之路上，有一位大家对青年叶圣陶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便是弘一法师。叶圣陶早期的字沉着、硬朗，带有很强烈的“碑学”意味，模仿弘一法师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点我们从他早年的日记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到中年时期，逐渐脱开弘一法师的藩篱，向着更为自然轻松的书写方式发展，并逐渐融合了碑的古拙沉厚与帖的自然灵动。

叶圣陶先生曾通过《弘一法师的书法》一文剖析了弘一法师的书法，述其渊源、寻其踪迹、辨其旨归。文中称：“就全幅看，好比一堂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显然可见。总括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虽然文章只有寥寥数百字，但内涵丰富、思考深刻，堪称书法赏析文字的典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生对书法的深刻认识及其审美观念。

观叶圣陶1931年所写日记，字很小，但极方硬，应是参照了弘一法师的写法。线条劲健，结体紧凑，略取斜势，加之章法茂密无间，平添一种森森然的气势，气韵生动，让人顿觉肃然起敬。然而叶圣陶并没有在弘一书法的风格体系中盘桓太久，或者说他很快就将弘一书法的精髓化为己用。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他为挚友王伯祥所写小楷《书巢记》，书风平和典雅、结体扁方，有一派晋宋人的雅韵。这段时间叶圣陶寓居西南，所书诗词如《重庆不眠听雨声杜鹃声》《自重庆之贵阳车中成一律寄子恺》，一改之前的方笔、斜势，变得沉稳圆融，火气自然消减，所谓书卷气跃然纸上，平淡中足见真情。另外，写于1943年的《西行日记》以及1946年的《东归日记》，都以行草书为之，用笔简约率直、轻松自若，字形也随意所适，整体气息流畅。

20世纪70年代，叶圣陶的书法更显宽博从容，凝练静穆。例如《追怀子恺》《访弥陀岩弘一法师塔》以及他与茅盾、朱东润等人的书信，其书法艺术达到一生中最高水准，已然有大家气象。晚年的叶圣陶，出现眼疾，视力受损，书法风格的发展进程未能相继，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对篆书情有独钟，其篆书遗存作品涵盖中晚年各个时期。他题写的《夏丏尊先生之墓》，束腰垂足、结体优美，用笔婉转流畅，线条温润如玉，颇有别趣。他在83岁生日当天书写篆书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结体稳健停匀、整饬大方，线条悠然自得、耐人寻味。圣陶先生之所以对篆书特别看重，我想与他在文字学上的修养有莫大关系。

叶圣陶先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德艺双馨的一生，他既有传统教育熏陶出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更有在教育、出版领域逐渐形成的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他几乎用一生来践行那建立在家国情怀、教育热忱上的理想。叶圣陶先生的书法正如他的为人，平和典雅，简约深邃，带给人清新脱俗、如沐春风的感受。欣赏先生的题字、对联、诗词、信札、日记，我们不仅为其优雅的书法艺术所折服，更为其谦和平实、质朴大气的情感表达所感动。

古人谓“有其人必有其书，观其书必观其人”。我们从叶圣陶先生的书法中可以感受到他取法古典、中得心源的书法气韵，进而了解他倾注教育、心怀家国的世纪人生。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