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叶圣陶先生活到了94岁，在他长长的一生中，为社会，为人们，为孩子做了许多事情。如今他虽然已经过世36年了，人们依然记得他，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都会纪念他。今年的10月28日，是爷爷诞辰130周年。教育界、编辑界、出版界、文学界，那些和爷爷同行的朋友们，会开会或者发文章纪念这位可敬可爱的前辈。我想，大家纪念爷爷，是为了传承他的道德文章，是为了向他学习，是一件好事情。
为孩子们编语文课本
我从小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他看我长大，教我做人，直到我40岁他过世。之前，爷爷的书我看得不多，对他的这一辈子了解得也不多。在我退休的前一年，爸爸也离开了我们。从这以后，我就常常要以叶家后代的身份，参加人们为爷爷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每次开会前，为了写好会上的发言稿，我都要读一些有关的书，在会上我还会像小学生那样，很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近二十年来，我渐渐对爷爷在文学、教育、编辑、出版各个方面的成就有了一些了解，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过世这么多年了，人们还会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他，赞扬他的道德风范，学习他的做人、做事和作文。也渐渐体会了赵朴初先生为叶圣陶纪念馆牌匾上写下的“一代师表”这四个字的分量。我说现在对爷爷有了一些了解，也只是皮毛，是相对以前的我而言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用自己肤浅的认知，给爷爷所做的事情，所取得的成就排了一下队，觉得一辈子编写教科书这件事，应该是爷爷的一生所系，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的爷爷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很重视对他的培养和教育。在爷爷18岁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年迈，一家几口靠老人家一人养活，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于是懂事的爷爷决心中断学业，做小学教师补贴家用。爷爷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他最早的教师工作，竟使他一生与教育结缘。无论是开始做教师，还是后来做了编辑，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教育这个领域。
爷爷从小就养成了做事认真的习惯。在做教师的初期，尽管他对这个职业有过彷徨和动摇，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依然非常认真。他不断思考各种各样的教学问题，不断实践和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向他觉得比他做得好的同伴们学习。几年下来，他对教学的实践和思考，都详细地记录在了他当年的日记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积累，在爷爷的心中，对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蓝图，还常常把这些想法拿出来和好朋友讨论。1917年，就在爷爷做教师后的第5年，他在苏州甪直教书的中学同学吴宾若和王伯祥，写信邀请他到甪直去教书。他们告诉爷爷，在他们执教的苏州甪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风朴实，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更有热心教育的年轻教师，有实现他的教育理想的条件和土壤。于是爷爷满怀着热情和抱负，毅然决然离开大上海，乘着小船，欣然前往当时只通水路的江南古镇。正是在这里，爷爷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开始了他们理想中的学校的教育改革。
爷爷他们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自编国文教材。爷爷说，以往的教科书，大都是由不懂教育的编辑先生拼凑出来的，因此不适合做教材。好的教材应该由有教学经验、懂得孩子的教师来编写。爷爷认为，教科书要能带着学生脱离旧社会，认识人生的价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爷爷提倡白话文、语体文，他编的课本用的就是白话文和语体文。新课本顾及了语文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有古典名著，如顾炎武的《与友人论学书》、杜甫的《兵车行》；有根据名作改编的语体文《荆轲刺秦王》；有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作家的优秀作品，鲁迅的《孔乙己》、胡适的《一颗星儿》、周作人的《小河》；有翻译作品，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易卜生的《娜拉》。和那些老课本比起来，爷爷他们编的课本内容新鲜，文字顺畅易懂，每一篇都有选入课本的道理，可以思考，可以运用。爷爷在甪直编写的第一部教材，由于年代久远，又是只为一所学校编写的，数量不大，因此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是关于编写语文教材的指导思想，在那次就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由爷爷和朋友们编辑，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教材，最早的应该是1923年他离开甪直，到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做编辑，和顾颉刚先生一起编写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一套共6册。从那以后，爷爷就开始了他长达六十多年的教科书编写工作。1931年，爷爷正式加入了朋友比较多的开明书店，在那里他编选的第一本教材是《开明语体文选类编》。1932年，爷爷花了一年时间，一个人编辑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小学初级学生8册，小学高级学生4册，共12册，丰子恺先生为这套课本画了插图。接着，在1934年，爷爷和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了《开明国文讲义》。1935年，爷爷和夏丏尊先生合编了《国文百八课》。1937年，爷爷和夏丏尊先生合编了《初中国文教本》6册。1946年，爷爷和周予同、郭绍虞、覃必陶合编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3册。1947年，爷爷编了《少年国语读本》4册。1948年，爷爷和朋友们一起编选了《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6册和《开明文言读本》，自己编了4册一套的《幼童国语课本》。看看这长长的书单，谁会想到在二十多年间，爷爷要不就是独自一人，要不就是和两三位朋友一起，竟编写过这么多套的国文课本。
1932年，爷爷在编写《开明国语课本》的时候，在书的前面写下了他的编写要旨，这应该就是他编辑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要旨都不长，却是1917年以来，甚至在以后的那些岁月里，他编写语文教材的基本依据。在初级课本的第二条中，爷爷说：“本书内容以儿童的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的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作充分的联络，但本身仍然是文学的。”在高级本的第二条中，爷爷说：“本书教材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从家庭、学校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卫生、体育、自然、劳作、美术、音乐、艺术等科充分的联络，但每课本身依然是文学的读物。”看了爷爷写的这些话，我觉得他在编辑国语课本的时候，始终坚持贯彻了两点：一是，以儿童生活为中心，从学校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二是，每课的本身必是文学读物。爷爷说的这两点，说到底就是编课本要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热爱他们，尊重他们，满足他们成长的需要。《开明国语课本》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后，十余年里印刷了四十多版，被当时的学校广为采用，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喜爱。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这套老课本依然受到了许多老师和读者的怀念，也给编辑教材的同志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本。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几年，编教科书还只是爷爷诸多工作中的一部分，算不上是主业，而且有时候是他自己，有时候是和几位朋友一起编的，那么从1950年他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开始，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编写教科书了。爷爷再也不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上阵，而是要带领着全社的编辑们一起干了。在最初的一两年，爷爷带着为数不多的编辑们干了一件大事情，主持修订和编撰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大、中、小学生用书，被称为统编教材。这项工作的任务之艰巨，数量之庞大，时间之紧迫，让人难以想象。至此，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初期的十七年间，爷爷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事业上了。“文革”以后，爷爷年事已高，不再主持教材编写的具体工作，人教社在编写新教材的时候，只要遇到问题，还是会去向爷爷请教，听听他的看法和建议。
1988年2月16日，爷爷走完了他长长的一生，享年94岁。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痛悼我们的老社长叶圣陶》。文中说，1985年的春节，出版社的同志们去看望爷爷。那时候爷爷已经91岁了，因为身体不适躺在病床上。爷爷对前来看他的同志们说：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是在病床上听家里人念的。我一边听一边想，如果我年轻二三十岁，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还在人教社跟同志们一起工作，面临这场伟大的改革，咱们应该在哪方面着力呢？
我想，中小学课本恐怕得修订或者重编。从内容讲，要剔去陈旧的材料，补充必要的新知识，还要注意各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配合，避免重复和累赘；从方法讲，要灵活地运用启发式，避免呆板的注入式；从效果讲，要做到让老师便于教，让学生乐于学。此外，还要为职业中学，为成人普及教育，各编一套切实有用的课本。幼儿教材也得抓紧搞，好让孩子们在进小学之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受到培养最基本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
爷爷虽然已经年迈，但是有关编写教材的事儿，他依然时挂心间，因此他才会对前来看他的同志们说了这么多话。这些话绝不是爷爷一时兴起随口说出来的，而是他对自己年老力衰，力不从心的内疚；是他对在火热的年代，为编辑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和同志们一起夜以继日战斗的怀念。那时候已经年迈的爷爷，不仅想要和同志们一起上阵，甚至连如果真的去做，要从哪三方面努力，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爷爷编了一辈子的课本，在几十年漫长的编辑过程中，他总在不断地思考和改进，总在不断地求新，还摸索总结出了编辑教材的三条经验。面对着来看望他的年轻编辑，他认真坦诚地把他总结出来的经验说给他们听。他说：
“提高课本的质量，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多调查多研究，要着重效果，分析原因；二是多向老师请教，因为他们是实践者；三是在工作中锻炼，不断地提高编写能力。希望同志们努力不懈，使自己的工作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
爷爷的这些话看上去普普通通，却是他用一生换来的经验之谈，并且诚心诚意语重心长，希望能对同志们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看到这里我禁不住落下泪来。一位已经91岁的老人，在他的迟暮之年，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孩子们每天都要学习的教科书，他已经为之着力了一辈子，说是出于感情也好，说是出于责任也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放心不下。这让我仿佛看到一个须髯皆白的老者，他仍然渴望着把酒临风，和同伴一起砥砺前行。我想起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对课本的回忆
从上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自己的课本。老师说那是天天都要用的东西，一定要保护好。我用很结实的牛皮纸包好书皮，然后走到爷爷屋里，请他帮我用毛笔写上科目、班级和我的名字。课本天天要从书包里拿出拿进，要在课堂和回家的时候反复翻看，一个学期下来，书皮已经磨损得不像样子了，课本保护得还是挺好的。请爷爷帮我在书皮上写字，在我已经成为每年开学的惯例，开始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后来就有了历史、地理、自然，再后来就有了化学、物理、生物。每次我拿着一摞课本去找爷爷，他都会停下手上的活儿，拿起桌上的毛笔，一笔一划认真地为我写下每一个字。爷爷的字大小得体、排列得当、工工整整，看上去清爽舒服。当时我不觉得珍贵，现在想想，如果能把这些书皮保存下来，应该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事儿。爷爷年年为我写书皮儿，可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课本都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编辑的，尤其是语文课本，从一年级到初中、高中，每一篇他都读过改过，熟悉其中的一字一句。
每年两个开学日，两次丢掉旧课本领取新课本，在不知不觉中，我认识了文字，学会了计算，知道了世界的多样和广阔，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可是我没有留意岁月在偷偷流逝，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随着读过的课本慢慢长大。现在算下来，每一个读书人，小学6年，初中高中6年，如果能上大学再学4年，有课本陪伴的日子就是16年，占去了一个人大约五分之一的岁月，可真是够漫长的。我想，在学子们终于毕业可以甩掉课本，再也用不着为考试和升学焦虑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应该好好地感谢一下那些编辑课本的人，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和努力，大家才能读着课本学有所成，终于可以走向社会，也终于可以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人、为自己做点儿什么事情了。反思自己，我好像真的就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好像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理所当然。直到现在，在我认识到爷爷这一辈子在做的事情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学生们编课本，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感谢他为此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心里想着，如果爷爷还在，我一定要专门为这件事走到他的面前，恭恭敬敬地给他鞠个躬，也要给所有编辑课本的编辑们，恭恭敬敬地鞠个躬，以表示我真诚的敬意。
我从小看着爷爷上午去办公，中午回来吃午饭，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就坐在书桌前改稿子了，而且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等我知道爷爷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是在为全国的中小学生编写课本，应该已经是小学高年级的事了。那时候无论我什么时间走进爷爷的屋子，看到的永远都是他的后背，他正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直到吃晚饭才会停笔。这样的日子是我们家的常态。后来我才知道，爷爷上午到社里，是去和各个学科的编辑们讨论教材编写中的问题，下午在家里改课本，是因为家里比较清静，没有人来打扰他。可是那时候的我依然不了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没有觉得，这是关系到全国每一个孩子成长的大事情，在我看来这就是爷爷的工作。
（作者系叶圣陶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