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宇
今年夏天，《名作欣赏》杂志分上下两期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学人的笔谈文章，栏目主持人、青年学人李浴洋在《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与“大问题”》中（《名作欣赏》2024年第5期）向学界“60后”到“80后”的部分研究者发出邀请，他这样写道：“希望围绕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与‘大问题’展开论述。大作不必求全，但期待有力度与亮点。请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提出一个您认为现代文学研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相信这样一组笔谈对于我们反思学科现状与展望未来的学术研究，都会有切实的启示意义。”
针对这份提议，金理、李雪莲、袁先欣、林峥、王贺等10位青年学者分别做出答问，除了从本体论意义上对“真”和“大”做出解剖外，大家还就学术研究的“预流”与“素心”、文体形式、语言问题、“人的消失”、“文学”视野、数字人文、阅读史等方面逐一回应，涵盖了现代文学研究中诸多重要命题。显然，各位答问者的文章根植于自身的文学理解与学术完善，在不断缠斗的自我诘问里萃取“问题意识”，从对话空间中探索现代文学研究的通道和视野。
这些命题或问题的呈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从历史的研究阶段中获取具体的语境，并捶打出“丰富的痛苦”。袁先欣在《文学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社会”化》（《名作欣赏》2024年第6期）中指出，“危机意识强并不一定意味着学科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可能恰恰是其内部仍然保有着活力的表征。与反思学科危机一体两面的，正是对重大问题的不断追索。如果危机意味着旧范式的穷尽和极限，那么新的重大问题，也正呼之欲出”。李雪莲文章《“破壁除障”与“平等对话”》（《名作欣赏》2024年第6期）以文人阅读史研究为核心，认为须扎实地辨别、分析研究对象的思想资源，并借助文本的历史还原体认创作主体的思想特质，才可以在“知识接受”的意义上达成研究者与对象的平等对话。否则，很有可能再现鲁迅《故乡》中经典的意象——“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还原文化生态 唤醒主体意识
有赖于文学研究与时代的关系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某种意义上，障壁增厚是伴随时间推进的必然，“破壁除障”也就成了持久的任务。正如赵普光在《恢复中国文学与文化、生活的内在一体性关系——关于“现代”“文学”观念的反思》（《文艺报》2024年2月23日）一文中指出，在当前的文学研究范围上存在“提纯”和“窄化”的趋向，如何把文学研究还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生态中，唤醒文化意识，恢复中国文学与文化、生活的内在一体性关系，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尤为重要。
从这一点出发，近来有几篇文章依托对应领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何磊文章《何谓“深入生活”》（《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2期）对“深入生活”这一现实主义创作论的重要概念进行较为全面的知识考掘和意义重审。文章通过分析三个历史时段中“深入生活”概念的思想框架，勾勒“文艺-政治”“主体-对象”“自我-他者”的内在演变与历史复杂性，激活了“深入生活”的文学史潜能，同时对认识当下具有现实价值。高强文章《“通心”：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开放时代》2024年第2期）认为，如何采取“通心”的方式达成其目标，最终建构“同质共同体”，考验着作家认识生活的能力。刘东文章《1940年代的“萧军批判”与“当代文学”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期）回顾了1948年“萧军批判”这一重要的文化-文学事件，萧军影响下的《文化报》这一场域“意外地”成为多歧声音的曲折管道，这不仅被表述为另类文化实践呈现多元路径与既往左翼之间的张力，还在非常特殊的意义上被征用为当代文学的“东北起源”，确有创见。
马春花文章《“遗托邦”状况：迟到的〈杜晚香〉》（《文艺研究》2024年第7期）关注丁玲新时期的复出之作，历史剩余物的“迟到”出场，交织着时代开端处的记忆与失忆、丧失与延异。马春花承续乌托邦、异托邦、异托时等概念，提出“革命的遗托邦”，有效地打开了观察后期丁玲创作的理论视角。以此概念观照近来新刊发的丁玲1956年写就的“未刊之作”《杜秀兰》，或许同样有效。妥佳宁文章《〈子夜〉中的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经济危机何以世界？》（《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从无疑处生疑，将经济史与文本细节互参互渗，广泛联系作品中的表述细节，发掘茅盾等在观察经济社会时复杂的精神演变历程。邱雪松文章《君子豹变：论1943年叶圣陶五十初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6期）也是一篇小中见大的佳作。文章通过叶圣陶对“祝寿”态度的嬗变，发现公共仪式试图构建的政治认同与价值在个体身上曲折的心理过程，以及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同路人”在1940年代中后期“君子豹变”的抉择。作者从微观生活日常的切口延展到抗战社会中人与人群的境况心史，颇有巧思也颇显功力。
以“地方”拓宽道路
二十世纪斗转星移，虽然时变势易之下，历史经验愈发随历史化的过程安顿定型，但相对稳固的地理坐标却无法退隐为历史尘埃，空间不断召唤着当代性继而开辟或整合文学研究的土壤。
文学“地方性”的不同界面成为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2024年也有诸多青年学人关切“地方性”的辩证法。《扬子江文学评论》今年第2期刊发的黄平、方岩、张定浩、王晴飞等人《“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是在不同场域常被提及的文本。在这个文学的“割据时代”，与谈人对“地方性”仍有共识：“今天的地方性写作也不当只是文学地域学或风格论，而应成为书写新内容、创造新形式的实验场，拒绝陈腐，为创作与研究提供新视野。”反对者的态度也很鲜明，张定浩表示“地方”与“地方性”的混淆有待厘清，并不存在有比某些“地方”更具有“地方性”的“地方”。方岩则直接以《地方性的皇帝新衣》为题，坦言征引历史叙述层面被重启的话语，需要着重警惕隐没其中的前现代因素和权力意识：“倘若把用常识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伪装成高深、复杂的学术问题，那就显得有些不道德了。……倘若少些正襟危坐的说教、道貌岸然的伪饰和佶屈聱牙的修辞，或许真的能在地方性中孕育深沉辽阔的世界。”
具体到不同的“地方”，“地方性”及其他还可获得进一步深化。刘大先在《作为中国文学总体性切片的地方文学》（《文艺报》2024年2月26日）中，提出“地方”有赖于文学编码才有其“地方性”，属于精神与情感层面的“小传统”，是风景、器物、制度、组织等“大传统”的重要补充，也是较为稳固的、编码地方性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地方路径正在继续提供话语生产的可能性。“新南方”的倡导者杨庆祥陆续参与到“新北京作家群”等营造中，无论是《“新边地书写”的可能》（《草原》2024年第5期）还是《“新浙派”写作：基于历史和当下的文学提案》（《江南》2024年第4期）都展示出旺盛的命名冲动。如后者，杨庆祥一方面肯定“新浙派”写作的文学史意识，另一方面也认为非常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从流行的文学史观念中将这些作家的异质性予以创造性继承并转化。沈杏培、陆金铭《“新地域文学”的逻辑起点、叙事空间和价值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5期）一文揭示出，“新地域文学”的火热背后有合力势能，即“由作家、批评家或研究者、学术刊物、各级作家协会或文学主管部门、出版行业等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对内部的杂音与可疑的繁荣发出质疑。
与之对应的，还有根据大的问题结构中其他部分深入钻研的学人。林培源《方言传统的兴起、中断与再造》（《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3期）将1940年代后期的华南方言文学运动与“新南方文学”联系起来，论者认为二者同辐共辏，可从20世纪中国方言文学演变的角度寻求呼应。张煜棪《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在地性”问题》（《当代文坛》2024年第5期）从“何以为地”“如何能在”等方面试图为“在地性”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李丹《“省域文学史”的底层规则与时代进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则把不同表述的“新XX”地域回收到“省域”这个行政区划冠名上来。作者借此提出省域文学史的编纂发生，可以表征“中国—世界”的全球化状况及后果，映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世界关系调整。以上研究在已有的“地方性”论题域中独辟蹊径，显示出当代文学理论自我克服的努力。
新变、媒介及“短”的文学再造
一种文学地理观念的生成背面必然有难以置换的精神再造。相似的逻辑放在媒介转捩之后的文学生产上，同样大抵不差。1990年代不仅是当代诗的动荡时期，也是“网诗”共同体的雏形阶段，张颖《历史的“断裂”与“契机”：早期网络诗歌观察》（《当代文学》2024年第5期）认为媒介的变革将最终导致文学观念与文学共同体的变革。以“卷”为中介，施畅《内卷社会的逆袭叙事及其情感结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2期）分析网络小说《凡人修仙传》的逆袭人生与成功故事，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情感结构。奚炜轩反弹琵琶，《考据、推演、抒情：论近年网络历史小说“老白文”三调（2018—202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7期）分析了在网络文学类型模式确立后，更翔实细腻的“老白文”爽感叙事外的美学质地。邢晨《网络文学“短篇”的新兴：信息化写作与媒介功能新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6期）、王玉玊《短篇网络文学的三种主要形态》（《光明日报》2024年8月3日）、李玮《短篇网文：网络文学的“新赛道”》（《文汇报》2024年9月11日）关注到网络文学文体的新变，“短篇”网文情节更集约，场景更简化，通过“反套路”表达新价值观。
从文学文本延展出去，媒介本身带来了开放性思考。罗长青《后互联网时代文学的转型与重塑——剧本杀热点现象的发生学考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赵坤《表情包、媒介场景与公号“莫言”的粘性——关于“公号文”的个案考察》（《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刘天宇《电子游戏世代的想象力》（《文学 第十九辑：世纪之交的风景与记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若冰《文化类播客与讲故事的复兴》（《文学报》2024年7月25日）等文章指向后互联网时代的文学重塑。
如果把新文学创生以来的百年对照“未来已来”的赛博纪元，我们不妨大胆做出断言：整个二十世纪的文艺创造都可视为视听时代的“前/潜文本”。青年学人敏锐地捕捉到，每种媒介参与之下“亚文学”形态都可以在凝视中解构出“未来文学”的前奏。这种认知危机的骤起、克服、弥合击散传统文学的光晕，也必将赋予人文学自身以更激荡的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对媒介惯性的警醒之音显得十分珍贵。有论者已经指出，网络文艺的“短叙事”转型让渡了逻辑与常识，叙事快感点快速的、无休止的跳跃实现了新的商业收割。“越是在‘短叙事’节节胜利的时刻，越要保卫‘长叙事’的尊严，保卫人类理性的尊严。”（贾想《“短叙事”转型与文艺审美困境》，《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2日）
知识理解的持久建构
关于当代文论自身，还有一些锋利的智识能够为其注入新质。赵普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读者维度的建构》（《文艺研究》2024年第6期）一文试图引入读者维度以实现文学史观的革新。在他看来，新文学通过“普通读者”的力量撬动旧文学并最终确立自身合法性，从读者层面对文学的社会存在进行历时性反思，曾经的“批判的武器”不应被遗忘。如果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缺乏读者的维度，则可能造成文学史研究视野的局限和文学史判断的失准。目光下移的，还有金理文章《“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与文学的读法》（《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具体历史时期中人们对于文学的想象与理解，无法脱离注定被文学史遗漏的写作者，历史的忘却机制产生大浪淘金一般的伟力，也需要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转化出“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这种理解不乏重要的文学性基因，“潜结构”与“旧形式”深藏在读者的阅读镜像里。如论者所说，这些读者是“活生生的、有情绪和心理、具备能动性经验且懂得运用文化策略的‘人’。”有必要对时代的基底投入同情和同理心吗？当然。这种研究主体的情感投入与我们生活的现实资源紧密不分，石岸书《试论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一文认为，超大规模文学人口如同当代文学的“舵”与“锚”，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方向和独特形态。作者借用宗教研究中“制度型”和“弥漫型”类比当代文学状况，提出考察“制度性文学”和“弥漫性文学”二者互动过程中文学的变动与生长。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建构与下沉运动，正是在中国文化弥漫性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的现代形式，这让中国当代文学主流是现实主义和雅俗共赏二者并轨而行。
“情感转向”研究和史料研究在今年亦有佳作。邓瑗《“情感转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重构》（《文艺研究》2024年第4期）带有对情感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和预判。邓瑗表示，从“情感史”到“情感结构”，再到“抒情传统”乃至“欲望”“情动”，中国的“情感转向”逐渐完成了从置换历史叙事动力，到以中国为中心重述历史的进程。她提出，在将来重启“情本体”，从主体重构到本体重构，或许是这一思潮持续深入的关键所在。曾祥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档案”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一文倡导从文学史料中增加对档案文献的重视，他同阶段文章《当代作家成长中的“作协”推力——以上海市档案馆藏茹志鹃文献为例》（《文艺争鸣》2024年2月）可视为理论的案例研究，该文较为清晰地展现了茹志鹃在作家协会的鼓励、支持、保护和培养下逐渐成为当代重要作家的过程。曾祥金爬梳几次茹志鹃座谈会内外，建构出更立体的“历史中人”，同时再次提示了“档案路径”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年初到最近，“素人写作”争鸣不断，广泛地存在学术界和大众话题中，其讨论提供了拓深当代文论的可能。霍艳《“素人写作”不等于“底层写作”》（《文汇报》2024年4月3日）、项静《素人写作：特别的时代文体》（《文艺报》2024年5月15日）、韩浩月《素人写作，需要走出概念向更远处出发》（《解放日报》2024年9月26日）、何平《写作者是写作者的身份证姓名》（《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9月创刊号）等文章先后贡献了有价值的观点。何平认为，当素人写作成为单纯以版次和印数折算变现的“素人写作生意”，“素人写作被赋予的撬动固化文学板块和发现新的审美的意义则可能被搁置和悬空……某种角度上，今天无视网络写作前史的所谓素人写作，无视的是新媒体带来的写作平权，是一种观念的倒退”。
青年何为，青年学人何为？从以上诸多论述中大体有三个方面的体会：首先，青年须扩展学院的内涵，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内部出发，参与建设发展；其次，须保持思想的敏锐度，维系思想的临界状态；最后是要有坚定的世界公民自觉和世界文学自觉。援引牛菡《“问卷”发出之后——1990年代以来文学“问卷”中的青年写作问题》（《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一文做结：“只有明确了名为‘历史’的批评装置，我们才能真正感知存在于当下青年创作中的种种‘焦虑’与可能的‘遮蔽’。”诚如此，如果说青年创作的“破壁除障”是一次从文本到行动的缓慢勇毅的旅途，那么历史意涵也将从持久的任务和自我克服中建构起新的意志。而这一点，对创作与研究都同样奏效。
（作者系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