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24年国庆档期上映的热门影片之一，《志愿军：存亡之战》以人尽熟知的题材取向、可作区隔的类型文本、家国同构的影像程式，在票房成绩和观众口碑上呈现出低开高走的后来居上之势，甚至成为当下国产电影场域中的热门现象。其在叙事机制的达成、文化内核的呈现及美学特质的表征等方面，也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叙事机制：作为三部曲的中间篇

就《志愿军》系列的整体架构而言，导演陈凯歌力图以“三部曲”的结构形式重述新时代的抗美援朝故事，以此实现对历史记忆的勾连和现实语境的观照。由此，《志愿军：存亡之战》也是继《志愿军：雄兵出击》之后的续作，成为“三部曲”的中篇。

从经典戏剧法则来看，“三部曲”是将亚里士多德的“三幕线性结构”拓展到3个独立又彼此关联的文本。具体到电影而言，“三部曲”意味着要在一个叙事框架内连贯运行3部电影，并且以最后一部的终止而结束整个叙事。因而，作为《雄兵出击》的续集、又是第三部的前作，《存亡之战》既要强调电影的系列性、遵守其范式内松散的同构关系，也要保持完整的承继逻辑，不能沉浸在许多不相干的事件、死亡的角色或牵强的结论中，可谓颇有难度。与此同时，由于前作《雄兵出击》过于关注宏大叙事背景，企图以全景扫描的方式再现志愿军入朝初始阶段的惨烈场面，于无形中弱化了基本故事线索的链接和复杂人物形象的刻画，在造成其票房不及预期之余，也潜在地影响到续作《存亡之战》的系列结构、文本节奏及观影心理。

《志愿军：存亡之战》选取抗美援朝战场上以少胜多又惨烈悲壮的“铁原阻击战”为故事主线，尝试将已然蒙尘的宏大历史作为叙事背景，力图通过李默尹、李想、李晓一家两代三口人的情感交织与命运碰撞，结合孙醒、吴本正、杨传玉等战士群像的描摹与成长母题的汇入，以小见大地展示志愿军的钢铁意志、牺牲精神、反抗能量，并在深层次上联结又重整了新时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家国情怀、民族意识。

由此，该片通过精巧地展示系列电影中涉及“重复、差异、历史、怀旧、记忆与观众之间活动所产生的复杂对话关系”，激起了观众对于有缺憾的前作的回忆，同时也反顾了前作的魅力之处，从而在整体叙事上达成逻辑自洽，在文本形式上完成了系列转圜，扭转了“三部曲”惯常的票房收益下降趋势，成就新时代抗美援朝叙事的又一佳篇。

文化内核：被召唤的集体意识

作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承载着红色年代的集体意识，又在深层上建构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因而在中国电影史上，与其有关影像可谓连绵不绝——不仅有《上甘岭》《奇袭白虎团》这样的经典之作传颂至今，同时亦有《铁道卫士》《英雄儿女》《奇袭》《英雄坦克手》《打击侵略者》等十余部佳篇扩充体系。这些影片经过时代的历练与淘洗之后，已经渐自搭建出“抗美援朝IP”，并由影人的叙述与书写而历久弥新。

另一方面，虽然在《志愿军》系列出现之前，中国电影并未产生以抗美援朝为基本叙事结构的“三部曲”，但在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决战》系列、《大进军》系列的珠玉在前，这些系列之作以恢宏磅礴的战略气势、复杂有力的微观调度、撼动时代的军旅人物再现了解放战争的历史深度与社会广度，于彼时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在地化，于当代为“三部曲”的进一步开掘提供了镜鉴和参照。

同时，基于“救天下之溺”人文传统的历时性传承，中国电影人理所当然地扛起“文以载道”的旗帜，先后创作出《金刚川》《狙击手》《长津湖》系列等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理念于一体又“关注战争，挖掘人性”的基本篇章。在此过程中，以哲理化思索和时代性构想见长的陈凯歌导演始终参与期间——在集体创作《长津湖》系列的基础上，开始独立执导更加恢宏的巨制《志愿军》三部曲。

也正是在承继经典影像、召唤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志愿军：存亡之战》让宏大叙事与家国理想交相辉映、时代风云与个体命运充盈其间，达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理念的有效缝合，从而实现了新主流电影的又一创造。

美学特质：致敬体系的力量

电影不仅是技术体系、经济实体，同时也是艺术形式和社会机构。从当代中国电影的演进来看，过去我们的电影人更多通过影像造型的突破与叙事技巧的创新助力艺术形式的跃升和社会机构的扩张，而在电影工业日渐丰满、技术能力不断提升的当下，如何实现技术与艺术的螺旋式上升、推动其经济与社会的波浪式前进则是中国影人更应审视的时代命题。在这方面，《志愿军：存亡之战》无疑进行了创造性的开掘。

为了还原傅崇碧将军眼中“63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战斗”，也为了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铭记抗美援朝战场上“最可爱的人”，陈凯歌导演团队动用浩繁的制作力量、依托先进的工业技术、通过聚焦宏阔战争中的亲情友情，引导观众进入家国同构的镜像世界。正是在这一体系化创作的过程中，《志愿军：存亡之战》助益中国电影在工业技术创新、票房经济突破、艺术形式探索精进以及社会维度传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无论在任何时代，也无论电影最终会演变成何种形态，创作者、观众与评论家对于好电影的基本把握都是一致的：“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电影必须以‘趣味’来吸引观众，就是要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在此基础上给人‘深致和美’，亦即启发人作‘形而上’的思索。从电影史的实践看，偏废任何一方对电影都是致命的：缺少了‘趣味’，电影将失去观众；缺少了‘深致和美’，电影将流于鄙俗。通过流动的美的画面给人以身心两方面的愉悦，是电影所应追求的效果。给人以人生、历史的启迪，触动心灵的深层，让人在银幕前感悟‘形而上’的某种‘意味’和‘况味’，也许是电影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志愿军：存亡之战》虽未臻境界，但确可圈可点。

陈凯歌导演在新时代构建的“志愿军三部曲”虽然仅行进到第二部、还处于“未完成的系列化”状态，但其对于抗美援朝影像叙事机制的突破、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营构和工业体系下电影美学的创造，亦将为后来者的想象和重写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