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勒兹曾在著作里写道,自然界中,风火水土,尽是褶皱,褶皱以其密闭性和反风景的特性服务于巴洛克艺术风格。在《维吉尔之死》这本书里,自然界的褶皱也以同样的方式服务于赫尔曼·布洛赫华丽的语言系统,在原本密不透风的墙壁上制造了流动性。从章节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水、火、土、风(以太)四大元素既是维吉尔在临终前一天里所经历的现实描摹,也是这位诗人必经的心路历程。
在“水——抵达”的开篇章节,壮阔的海景带来了一丝海风拂面的清新感觉。维吉尔虽然已经身患重病,但是在走进宫廷的时候依然能够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拥有着对自然界的鲜活感知,明白自己“童年时代就开始在梦中倾听的目标”。只是现实生活的阴影已经随着船只登陆,维吉尔在进宫的路上听到了来自民众的嘲讽。他没有否认,反倒认为这是“公正的嘲讽”,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与民众的苦难距离很远了。
“火——下行”是本书最为漫长,也是涉及抽象概念最多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体现出了诗人是如何第一次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就是销毁《埃涅阿斯纪》。“火”不但表现了维吉尔内心熊熊燃烧的火焰,也外化了他身体上所承受的煎熬。在独自一人与烧热搏斗的夜晚,维吉尔在寂静之中听见了堕落的、邪恶的笑声,但他突然又察觉这种笑声其实也是美的,这就引起了诗人对自己毕生创造的反思。他认识到了美并不是善,美实际上意味着虚无,意味着道德上的空洞和社会意义上的空虚。在真正面临着生活困苦的民众面前,维吉尔感到了不安和愧疚,认为自己的一生只顾追求审美,却荒废了现实。
“土——期待”这一章正如题目,脚踏实地,是本书中最为实际的一个章节,主要包含的是维吉尔和朋友们还有古罗马皇帝屋大维的对话。在这一章里,诗人的决定改变了。在朋友们的劝说之下,他首先意识到了《埃涅阿斯纪》不仅仅是自己的审美作品,也是朋友们的情感寄托。此外,他也在幻觉的交错中看到了自己作品的内在意义,意识到自己始终都在关注穷困民众也包括奴隶的生活。在这里举两句话作为证据,一句是奴隶对他所说的话,“你和我们一起负担着锁链”,一句是朋友对他的评价,说他歌颂的是虔诚的埃涅阿斯,而不是残暴的埃涅阿斯。因此,维吉尔决定保留自己的作品,不再销毁《埃涅阿斯纪》,作为自己生活过的证据,作为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见证与记录。与此同时,投入实际生活永远也不晚,维吉尔决定从自己做起,捐出遗产,赐予自己所有的奴隶以自由。
最后一章“以太——归乡”也展现出了题目所暗示的轻盈感和流动性,在如梦似幻、亦梦亦醒的高烧状态之下,维吉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是一种美妙的生命终结的形态,在最后变为凡间的一鸟一兽,变为一草一木,于衰老和枯朽处瞥见了青春的容颜,于死亡时刻随着大自然的涌流回到生命之中。这样一来,在自然元素的流变转换之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位伟大诗人最后的挣扎与安宁。
围绕着维吉尔是否要销毁《埃涅阿斯纪》的主题,布洛赫也在这里重申了一个德语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议题: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曾经在作品中给出过他的答案:走遍故土他乡,吟唱着追随旧日的诸神。但是在布洛赫的时代,“贫困”又意味着什么呢?
布洛赫生于19世纪末的维也纳,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重要作品《维吉尔之死》出版于1945年,可以说,这部作品诞生于一个完整目睹了旧世界的崩塌过程的人的震惊与困惑。类似的背景,我们不但可以从休斯克等研究者的著作中了解到,也可以从施尼茨勒、茨威格、马洛伊·山多尔等著名作家的笔端瞥见。这一代人享受了旧世界最为辉煌的文化和艺术的荣光,浸透在“科学”和“进步”所制造的幻觉里,满怀信心准备开始自己的生活,迎接他们的却是战争,是战后漫长的物资匮乏与道德滑坡,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越来越多的隔阂、冷漠与憎恨。旧秩序的打破并没有伴随着更好的新秩序的建立,这种茫然无措也体现在布洛赫的其他作品中,诸如《梦游人》《着魔》等。
这种茫然无措既意味着在这种突然变得冷酷的环境里的适应困境,也意味着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质疑。面对着突然撕下了“文化”这张假面、露出了狰狞面目的丑恶世界,这些半生以来都将艺术与人道主义奉为神明的年轻人受到了深重的打击,不再知道自己的精神追求意义何在。在这样的心境下,个体变得异常脆弱,因而产生怀疑,是要坚持自己的目的,还是要努力适应时代的价值。“这个时代要求的恰恰是个体的极度谦卑……还要隐姓埋名地为国家服务”,“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使命也是由时代规定的”,而艺术创作者发扬个性,寻求受众,这在战争的年代就已经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傲慢、一种“多余的存在”了。《埃涅阿斯纪》在这里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载体的作用,它象征着战时欧洲所有文化工作者的内心所求,它的存亡问题代表了许多文化工作者内心的挣扎。因此《维吉尔之死》既是一次考问,也是一个决定,布洛赫通过维吉尔的心路历程展现出了自己的内心经历,并且得出结论:审美生活与现实生活可以并存,审美生活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生活,而是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提炼。时代的贫困也许无法通过一部作品改变,但是可以得到真实的反映和记录,新的秩序也许无法一次性建立,但是这种秩序也需要自己的预言。
不得不在这里提及的是,在基督教的传统里,维吉尔经常被视为一位来自古罗马时代的先知,人们认为他在《牧歌集》中以诗句的形式预言了基督教的诞生:一位孩童的降生会带来一个没有犯罪的黄金纪元。与之相符的是,在《维吉尔之死》的结尾部分,维吉尔进入了“最初的无罪状态”,站在缀满了金色果实的林木之间,与自己年轻时的所爱在一起,这就仿佛是来到了基督教的伊甸园。一颗星星落到了维吉尔的头上,作为他的第三只眼睛,让他看清了一切。维吉尔自己的话也在这一章里得到了应验,“唯有逝者,方能永享太平”换来的是“精神在静息”。这样一来,布洛赫也是对荷尔德林的坚定回答做出了某种回应,在维吉尔的归乡路上赋予了这位诗人以神性的色彩,不仅仅是诗人,而且也是新秩序出现之前的向导:“你看到了那开端,维吉尔,自己却还不是那开端……你是永恒的向导,自己却还没有抵达目标,你将是不死的,作为向导而不死。”
作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布洛赫甚至更近一步,推崇个体的虔诚,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和神性对话。他认为这才是新秩序的所在,“不再需要众神了,甚至也不再需要那个上帝了”。这句话是由维吉尔表达出来的,但是维吉尔是从站在阴影里的奴隶那里得到的启示,“所有的囚禁对于我们都是新的释放”,“我们的精神会站立起来”。这不但暗示了布洛赫心目中新秩序所应该具有的平等形式,也体现出经历了如此艰苦波折的一代人依然能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将自己从生活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切内容之上,作者的表现手法也独具特色。由于维吉尔处于垂死状态,所以一个很值得观察的特点就是叙述在虚实之间的巧妙转换。尤其是在第三章“土——期待”中,除了与在场的朋友和皇帝对话,高烧的维吉尔也在与幻觉中的奴隶、恋人和爱慕的美少年进行着对话。皇帝从阳光走入阴影,强硬的立场却未曾改变,消逝的人走入阴影,阴影凸显出时间的残酷;皇帝深陷于对霸业的幻想不可自拔,奴隶谦卑却毫不退让的启示却越来越清晰;象牙门送来美妙却虚假的幻梦,牛角门则送来尖锐的预言。正是这种灵活自如的变换组织起了整个充斥着抽象概念的对话,一步一步地导向诗人最终的重大决定。
《埃涅阿斯纪》得到了拯救,诗人也得到了永久的安宁。这一次,时代和它的诗人在幽远的夜空中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