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共生、精彩纷呈的中华文学大家庭中，对于某些区域、地方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往往会出现多寡、轻重的倾向。这不仅仅是由于传统的文学中心大都出现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而形成的惯性思维，而且，在当下，因为高等院校、文化出版等也更为明显地聚集在中心大城市，这种落差就变得愈加显豁。不同地方的文学青年在投稿、出版、发表、改编、评价等方面机遇大不相同。

青年批评家曾攀新近出版的专著《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南方作家作出了自己的研究。作者在论著中认为，“新南方”作为一个地理的概念，主要是指广西、海南、广东、香港和澳门，而在文学特质上则是“边地充沛的野性及诡谲的景象、区域链条中文化的复杂联动、海洋文明的广博盛大、发展与开放并置的国际视野”。这一独特的观察视角，打开了以往文学研究中较少关注到的风景。

比如文学语言。“新南方”的区域大致是粤语方言区，粤语方言不仅大量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单音节词、语序、语法等方面的特性，而且还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在中国较早地接触到了外来文化，汇聚中西以形成新的元素，因而使得该区域的作家在文学语言上具有了独到的特色。曾攀认为，林白在创作《北流》时说北流话只是粤语中的小方言，但是它“简劲”，不啰唆，地方性的意识通过一般难以完全洞悉的话语呈现出来，是理解作家作品的关键。他认为：“《北流》中自成一体的方言叙事，能够在小说中形塑修辞与叙事的调性，其中不仅促成了风格的流变，还隐含独特的个体理解和精神伦理。”这种从方言角度对林白小说的解读，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又比如青年作家林棹的《潮汐图》。《潮汐图》是一部略显晦涩难懂的小说，其中种种转喻、换喻形成奇崛的想象。《潮汐图》故事发生的时间起于十九世纪初的清朝，终于二十世纪开启之前，那时粤语是通商口岸的重要语言，同时夹杂着各种方言及外来语汇，小说中初具雏形的粤语方言正形象地表现了那个特定时期广东生活的文学图景，细腻而传神。

粤语方言之外，作者在该书中提出，“新南方”还可作为一种观察、理解和建构文学作家与作品的方法。这是一个新的触角，一个解读和感知的有力途径。对此，曾攀解读到，广西当代文学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传统与现代的交相冲击使得边地乡土乡民的人性善恶，往往通过苦难的关切和悲悯加以表达。比如作家东西的小说“在形式的实验与语言的冒险中，还时常透露出南方边地文化的幽冷瘦硬的苦难，在庄重的戏谑之外，以决然的反讽触及征兆的核心”。同时曾攀谈道，“东西先锋探索中的边地叙事，还体现在乡土世界的呈现及其小人物的书写上，尤其到了新世纪，东西的小说开始捕捉更为深沉的现实历史讯息，对焦城乡之辩证中所映射的生产逻辑与分配方式，在从阶级到阶层的叙事转圜中，探究商品经济发展为主导的人性裂变。”这种从边地叙事的大背景下梳理东西创作特点的视角，可谓切中要害。又比如苗族作家杨文升的长篇小说《神山》，是一部反映二十世纪上半叶少数民族走出传统、朝向新生的作品。该书认为苗族人民天然地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依恋，这是一种与自然共生的天人合一；小说中的芦笙不仅是苗寨中人表达恩怨情仇的乐器，更是生活和命运的象征。曾攀认为，小说中的“神山”是“除了少数民族本身的自然崇拜和精神图腾之外，还在于映照更为广泛的器物自然如苞谷、笙箫等，它们通神、通人、通灵。”这是贴近苗族生活的文学体悟，也是文学研究中极为有利的地域性路径。

近年来，从地方性路径入手研究与挖掘本土文学成就，总结不同地域的文学、文化特点，是许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这是基于从地域性研究出发共建中华民族文学大家庭的需要。曾攀这部新著专注于新南方写作，从20余位新南方作家的作品进行详细和系统的评论和研究，对于当代文学地方性路径研究，留下了诸多具有现场感的一手资料。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