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文学史可以发现，文学的发展如蛛网般交叠缠绕、伏脉千里，其中一条悠久而绵长的重要脉络是漫长历史过程中“雅”的文学与“俗”的文学不断交替迭生。如今，借助媒介的力量，文学正在向包含不同文类的“杂文学”范畴复归。进入“泛文化”时代，全媒体语境下文学也在泛化，尤其是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审美取向渗透在各种文化艺术之中，已成为普遍的共识。

文艺融合新趋势，在于“融文艺体”的实践探索。泛文化时代，数字化趋势下多传播媒介并存，多文艺体式竞相迸发出活力，呈现融合趋势。各类文艺形式紧密相连，构成一种“文学艺术综合体”——融合运用各类文艺形式、手段和媒介来描绘广泛的社会存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而形成的带有综合概括特点的审美客体。例如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带动同名散文集热销，吸引了众多新读者，老读者们又重新回到文学的怀抱，纷纷重温李娟的系列作品。电视剧播放期间，全国2024年5月上半月畅销书排行榜显示，《我的阿勒泰》位列文学艺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第1位，列全品类图书热销第7位。并且引发了长尾效应——《我的阿勒泰》在8月下半月文学艺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依然是第1位。“散文”文体的影视呈现，其改编经过了多过程、多渠道的审美整合，优质的文学内容有了影视的加持，文学故事的媒介符号化及其重新组合催生“化学反应”，形成了文学阅读的社会效应和市场反馈的良性循环。

值得关注的还有文学性突出的“歌曲”。有许多诗歌变为音乐后得到广泛流传。如今，音乐人有意识地加大歌词文学性的比重，尤其是从文学传统与经典之中获得营养与启发，进行艺术探索。比如近期大热的刀郎新专辑《山歌寥哉》，一些歌词中蕴含了《聊斋志异》的意象与典故，将音乐与文学紧密结合。评论家孟繁华认为，歌词与时代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诗歌。可以说，正是文学性、诗歌性让“趣缘圈层”得以交叉、对话与融和。

多维度“融圈”，探索文学的全感官魅力。文学艺术多元共生的发展态势，不仅在发展过程有紧密关联，接受过程也呈现出紧密缠绕的景象。这意味着优秀文艺作品既要符合当下大众新的“阅读”需求，也应成为极具创造性、有“流通”价值的“融文艺体”产品。

在这种语境下，讨论文学的“破圈”，意味着文学不但要“破圈”“出圈”，更要“融圈”。伯瑞奥德认为，当下文化层面构成关系的诸多要素有了新变化，因此要构建关系思维，运用新科技、新媒体造就新的文艺形式，注重各种文艺形式、媒介之间的融合关系，通过形式的能动性，与受众建立崭新的动态关系，筑造人际互动的“共活性”空间，继而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建立一种“关系美学”。从这个层面看，“融圈”也是各类文艺体式共融发展，形成新理念、新气象。当下“融圈”的手段措施愈发丰富，推动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更为丰富的表达，并且实现认知、情感、价值观的多向统一，让文学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文艺辐射能力的“融文艺体”，拥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不同的媒介技术有不同的感官“偏向”，技术、媒介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视觉中心主义的分工秩序。信息以声、光、色等不同属性、多部分组成，媒介的多样化带来了感知注意力的多元化和知觉的整体性，媒介和感官体验的交互作用形塑了不同的感官秩序，在知觉时将视听嗅味触等生理信息接收组成一个整体，“感官一体化”渐趋显现。维利里奥认为，当下的叙事是“声音、影像乃至触觉的电传叙事”。当代文学正是以一种全感官形式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渗透到日常的各个角落，参与整个社会的精神建构。

“感官一体化”这一现实语境变化的显著影响之一是创作主体的多元化，也包括写作者身份的多重化。作为文学四要素的世界、作家、文本、读者之间的联结更加复杂，全民写作、阅读、评论的时代已经到来，意味着创作者们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优秀的作家里从来不乏诗书画才能皆备者，将视线进一步延伸到文艺领域亦可以发现许多“跨界”写作者。例如，“五条人”乐队主唱仁科出版短篇小说集《通俗小说》，实践了与珠三角城中村相关的“塑料袋美学”；张颂文在《天涯》（2017年第3期）上曾发表散文《在心里点灯的人》，文笔细腻、情感真挚，展现了对于生活的感知力；演员陈冲20岁时在《青春》（1982年第2期）发表了短篇小说《女明星》，时隔40年后又以写作者的身份重新登场，散文结集为自传《猫鱼》；《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刊发了关于林青霞跨界写作的对谈与评论文章……这些现象的涌现也说明不仅要看到时代赋予个体“斜杠”式的身份多元和机会可能，更要看到多样身份背后的综合特质，即审美创造力。

新变化意味着新时代对作家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呼唤写作者们全面发展与专注并行。必须要承认的现实是，音乐、影像有时比文字能更直接迅速地嗅到时代的新气息，“读者”们也不再单以书面、印刷文学来感知文学的力量。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与读者和接受者的“和谐共生”关系便成了文学“融圈”的核心命题。文学与其他文艺形式向来不是泾渭分明，而且文学真正要打破的不是一个划分明确的圈，而是打开人们的“心房”之门，走进内心。同时，要拥有更宽广的视野，提高文艺创作活动的开放性、交互性。从这个方面看去，新时代要求文学创作者拥有极其强烈的嗅觉与敏锐度，以充分的艺术准备，发挥创造力，找准文学的创新性空间，迎接当下“读者”的多需求甚至高要求。

重塑灵魂，在于文学主体性思维的建构。“融圈”需要更加关注各类艺术形式中的“文学性”，这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也带来了新要求。应守住“要道”，即始终保持对“文学性”这一最内核的关注与把握，建立多元化、立体化、动态化的研究与批评范式。比如确证“文学性”的存在，在各类文艺体式中寻觅新经验和新启示，以此来反哺有关文学的叙事。例如，学者张莉曾指出短篇小说和“脱口秀”这二者有相同的魅力。“脱口秀”是与时代紧密互动的艺术形式，其叙事节奏与当下人们的话语方式相匹配，和短篇小说有类似的质地，在短篇幅里有着叙事的密度，甚至可以归入“口头文学”，是用声音传达的文学。正是“脱口秀”中的“文学性”有力解释了感知层面的速度问题。

“融”不意味着被“融化”“融解”乃至弥散，不能“无色无味”令人难以察觉。怎么“融”，“融”成何种样态，仍是当下和未来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接收信息的广阔空间，但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专注力。媒介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消解意义，数字技术构造的“仿真世界”瓦解人们的理性反思能力，导致意义感的匮乏。文学主体性面临着新境遇新挑战，需要被重新审视与塑造。而主体性能赋予文艺作品以强大的精神价值。当前的文学发展面临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尤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性将面临深刻考验。人工智能以数据理性的结构性“编织”进行的是回溯性的、归纳性和统计性的写作，那么文学主体性应该更加面向未来、面向未知，以创造性视野关切身处不断变化中的人的存在，去真正观察并书写世界，用主体的有机引导技术，与之共处共生。

也就是说，无论媒介发展、传播和接受方式如何多样，都要保持文学于文艺体式中的精神主体性立场。文学作品不能仅仅只是母本，更要以严肃性、思考性将接受者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文学上，同时警惕流量文学，抵制唯流量至上的风气，对焦文学独有的本质特征，思考激活它如何处理社会议题、回应时代呼唤的内在动力。贴近读者但不媚众，不仅仅是在泛文化语境中对文学人文属性的重新梳理与整合，更要从“自我—他者”逻辑关系的焦虑中跳脱出来，在新的文学语境之中铸造能够促成新的融文艺样态的文学经典。

总之，文学应成为“融文艺体”之核，成为中心泵站，发挥“泵血”作用，让强健有力的文学心脏泵出富含生机与营养的血，将文学最鼓舞人心的营养、能量与精神流动并输送至各种文艺体式之中，流至每个“读者”全身的“血管系统”之中，强健并滋养整个社会的心智与体魄。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