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伴随着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流行，西方关于福尔摩斯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一般称其为“福尔摩斯学”或者“福学”。学术性的“福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1月23日，《剑桥评论》发表了题为《致华生医生的公开信》的文章。作者弗兰克·斯奇维克在文章里指出了《巴斯克维尔猎犬》一书在时间上的错误，而此时该小说还正在连载之中。后来更系统的“福学”研究滥觞于罗纳德·A·诺克斯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文献的研究》（1911-1912年）。其先是于1911年在牛津大学演讲，后来发表在牛津学生刊物《蓝皮书杂志》（1912年6月）上，1928年又收录在诺克斯的《讽刺随笔》中，之后也被不少“福学”研究文选再版。诺克斯采用的“高等批判”的方法成为后来西方“福学”研究的主要思路之一。

1934年，英国著名“福学”家H·W·贝尔选编了《贝克街研究》一书，收录当时经典的“福学”文章。这本书包含多萝西·L·塞耶斯的《福尔摩斯的大学生涯》、罗纳德·A·诺克斯的《迈克罗夫特之谜》、S·C·罗伯茨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女性》等等。1944年，贝克街小分队成员埃德加·W·史密斯编辑了文选集《煤气灯下的侧影：有关福尔摩斯私人生活的非正规读本》，由西蒙·舒特公司出版。史密斯随后又编辑了第二本文集《贝克街的四轮马车》，由他的私人出版社活页书房出版。这两本书收到热烈反响，于是他决定编辑一份定期的杂志，即后来的《贝克街期刊》。

根据罗纳德·波特·德瓦尔在《世界性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中的统计结果，截至1993年，各类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相关的文章、书籍（包括柯南·道尔撰写的各种版本福尔摩斯故事）超过20000篇（部）。而据明尼苏达大学编制的《福尔摩斯和道尔书目》统计，从1993年至2007年间，各类和福尔摩斯以及柯南·道尔相关的文章、书籍超过9000篇（部）之巨。更不用说其在现如今每隔数月还要以几百篇的数量递增。这些文章并不仅仅是发表在“福学”期刊或者俱乐部会刊上的游戏之作，有相当数量的“福学”文章刊登在严肃的专业杂志上，比如《自然》《内科学文献》等。“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只有60篇小说正典，却衍生出如此数目惊人的研究，实在让人惊叹。而其研究范畴，也绝不仅限于一般的文学研究或文学评论。不论是哲学、逻辑学、历史学、文学等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还是天文学、化学、医学、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都对福尔摩斯感兴趣，并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入手来展开研究。

二

从国内近五年翻译引进的福尔摩斯研究来看，关于福尔摩斯研究成果的中文译介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和生活史、科技史、文化史相结合的流行读物，这一类图书近几年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出版热潮。比如《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科学》《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惊人崛起和不朽生命》《福尔摩斯的餐桌：19世纪英国的饮食与生活》《从福尔摩斯到黄金时代：100部经典犯罪小说畅游指南》《图解夏洛克·福尔摩斯关键词》《推理的现场：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建筑图解》，等等。这类书在写法上一般是抓住“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的某类物质细节——比如餐饮、住宅、科学仪器等——然后结合以维多利亚时期更广泛的日常生活和科技发展等内容展开讨论，其文字比较简明易懂，甚至大多数该类著作的呈现方式都是图文并茂。

另一类是相对比较艰深的专业学术类书籍。其实很多西方理论家都喜欢拿福尔摩斯与侦探小说举例，作为诠释自己理论研究的例证，比如本雅明、克拉考尔、托多罗夫、皮尔士、布洛赫、齐泽克等等。而近几年翻译引进的关于福尔摩斯的学术研究中，有两本书格外值得关注。一是美国学者斯尔詹·斯马伊奇的《鬼魂目击者、侦探与唯灵论者：维多利亚文学和科学中的视觉理论》，该书通过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视觉文化发展为中介，将当时的自然科学、“心灵光学”“鬼故事”和侦探小说联系在一起，勾勒出有趣的文学文化生态图景。在斯马伊奇看来，“鬼故事”基于的是视觉幻觉的不可靠性，而侦探小说则建立在从观察表面可以直抵内心真相的、对视觉经验高度信赖的基础之上，侦探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和颅相术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时代性”。另一本是劳伦斯·罗斯菲尔德的《巴尔扎克的柳叶刀：被医学塑造的19世纪小说》，该书并非关于“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专门性研究，而是在更宽广的视阈下讨论19世纪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间的关联。其中第六章“福尔摩斯与对现实主义的扭曲：从诊断到演绎”，则以“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为例讨论经过现代医学变革后的认识论装置对于侦探小说这一文类的影响及其局限。当然，关于福尔摩斯研究成果的引进还不只限于专著方面的译介，比如近两年陆续翻译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诺顿注释本》，其中的“注释”就可以作为“福迷”们更深入地了解“福尔摩斯”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三

中国本土的“福尔摩斯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学院内、外两类，一类是学院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其主要围绕“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早期汉译、叙事模式、媒介改编（影视剧）等少数议题展开，学科范畴多集中在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和传播研究等传统学术领域。另一类是在学院之外，一批公共媒体人或读书人在推广和普及福尔摩斯的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比如美籍华裔作者程盘铭在20世纪80年代即在台湾《推理》杂志月刊上连载“福尔摩斯研究”专栏，前后共写了30多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做了比较全面的讨论；比如也有作家写过《福尔摩斯的账单》，从经济学角度讨论福尔摩斯的工作收入与日常生活开销问题；杨照的《推理之门由此进》是作者四次侦探小说演讲文字稿的合集，其中第一讲就是“引发好奇的起点——柯南·道尔”；而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福尔摩斯研究专著，则是刘臻的《真实的幻境：解码福尔摩斯》。

简单对比来看，中西方关于福尔摩斯的研究其实存在着较大差异。一方面，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福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一切研究都是建立在福尔摩斯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一基础之上。而且这位世界上唯一的咨询侦探至今没有去世，因为《泰晤士报》不曾刊登过他的讣告。而那60篇有关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除了四篇人称特殊的作品以外，均出自他的好友约翰·H·华生医生之手。至于柯南·道尔，他不过是华生的经纪人罢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并没有形成过此类具有规模的“福学”研究，而是更宽泛地围绕“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文本与译介传播来展开讨论。

另一方面，中国的“福尔摩斯研究”更关注中国的本土经验与“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之间的关系，比如早在1981年，枕书就发表了《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中国古代传说》一文，在文中讨论元杂剧《赵氏孤儿》中训练狗去袭击他人的情节设定之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可能产生的影响，可谓别开生面。如何将中国经验注入福尔摩斯研究之中，生产出新的本土经验、对话机制与问题意识，或许是“福尔摩斯研究”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战玉冰系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刘臻系“谜斗篷”书系策划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