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二者分别对应“现代化”和“中国式”。如果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层面上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式”与“现代化”所观照的首先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尤其，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以此为视野，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处理传统与现代甚至延伸开来的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宏阔的思路。
“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得到双重的锻造，均被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格局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从整体而言，既有对“传统”和“现代”的关注，更有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锻造，力图将其更新为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
比如王蒙的《青春万岁》于1979年出版，但初稿动笔于1953年。作者像他描绘的主人公一样，满怀对于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尽情抒发对于新社会的真挚情感。小说反映了1952—1953年的中国社会的时代面向和巨大变化，塑造了从高二到高三年级的中学生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趣味。从参加夏令营的女中高二班同学们写起，将生活引入1952年的新中国，又以1953年的高中毕业之际看到毛主席作为终结，而且以杨蔷云遇见张世群开篇、以杨蔷云寻找张世群结尾，使得结构上趋于完善。在最后，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雏形中，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生的祖国的形象。作品除了表现以杨蔷云、张世群等为代表的时代见证者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之外，还表现了以苏宁、呼玛丽等为代表的思想转换者所体现的精神意义。在《青春万岁》中，以苏宁和呼玛丽为代表的中学生的命运，分别折射了旧中国的反动者和外国的反动者对于青年人肉体和心灵的伤害。而她们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不仅具有历史转折的现实指向，更有着当代文学发生期的精神意义。《青春万岁》通过苏宁和呼玛丽的命运遭际，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找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根源。她们的人生变化和新生之路，她们的告别过去和走向未来，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胜利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强大力量。
再比如梁斌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冯贵堂，两代地主之间发生了“传统”与“现代”的争论和冲突。冯老兰坚持传统地主的模式，依靠地租和利息来发家致富；而冯贵堂则倾向现代化模式，主张“民主”治理、改良村政，实施“科学”实践、发展实业，以至于分别走上各自的道路。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地主内部的分裂，而是完全单独通过农民起来与地主斗，那么斗争之路将更为艰难、更为漫长。另外，《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也存在着传统思路与现代道路的改造问题，甚至存在着选择单干、互助合作、继续土改等思维模式的对峙。
显然，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得到双重的锻造，均被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格局中。这也可以大致地认为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基础阶段。
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积极推进“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从整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这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19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语境，形成以“寻根”和“先锋”为代表的文学存在形态。看起来，这两者，一则回归“传统”，一则走向“现代”，其实在内在精神脉络上殊途同归，都是力图取得“世界文学”的标签。
从19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学的文化立场开始并日益呈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文学的文化自觉意识显著体现。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诸多优秀长篇小说的问世，也构成典型例证。
如果说前一阶段还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占据主导的话，那么后一阶段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得到重新发掘并成为文学发展的内在资源。莫言在创作《红高粱家族》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要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样两座“灼热的高炉”，否则就会迷失其中而走不出来，就会丧失自我；同时，又聚焦于“红高粱精神”的失落与回归，以一种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姿态来寻找中华民族的根脉。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根”，对于其时乃至延续至今的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命题，莫言等作家走出了一条具有超越性的“对话”之路。
无疑，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得到双重的重视，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或者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改革开放的大文化格局中。对于这一阶段，我们也可以大致地认为，它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创新阶段。
推进“第二个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文学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的新语境。新时代文学应运而生，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新时代，我们尤其强调“两个结合”。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对此作了深入阐述。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尤其提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必然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新文化，其根基和来源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还需要结合崭新时代语境进行新的转化、新的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与此相应，文学的发展也逐渐跨越了文学史意义上既定叙述的“新时期文学”和作为权宜过渡之计所称呼的“新世纪文学”，而以“新时代文学”来加以指称。2021年12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所作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详细阐述了新时代文学的使命和任务。
新时代文学产生了诸多的典型文本，从不同侧面回应和展现具有新时代发展特色的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其主要特征在于集中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并以其文化自信为底色而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得以表现。从新时代文学的具体创作实践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中的“人民性”的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以民为本”和“民为邦本”思想的延续。这里，赵德发的《经山海》、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二是其中的“革命性”的信仰，契合并呼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意识。在这方面，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等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三是其中的“伦理观”和“价值观”，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在这方面，乔叶的《宝水》、水运宪的《戴花》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总体来说，新时代文学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反映的是其中的实践生活，表现的是其中的实践人物，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主体性。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因素获得全新的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深刻地融入新时代的文化大格局中，也可以大致地认为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推进和拓展阶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中，我们不仅充分吸纳人类各种各样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观念、新作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乃至新范式。换言之，在加强本土与世界对话的基础上，真正切实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的语境中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这是在新时代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议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