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文影”联动的话题成为电影从业者竞相关注的焦点。在刚刚落下帷幕的金鸡电影论坛上，由中国影协、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作协社联部、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论坛别开生面。论坛发布的文学与电影共创计划名单中，共有《空无一人》《月光草原》《傩戏》《骑鹅的凛冬》《总统套房》《瑞贝卡》《故乡》《何秀竹的生活战斗》8部文学作品入选。活动现场，电影业界人士从故事梗概、作者简介、故事亮点、改编方向、对标电影等多元维度，对入选文学作品进行现场推介。现场与会嘉宾还围绕当代电影中的文学性议题展开讨论，力图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探寻电影中文学性的当代发展，特别强调借助文学更好连接当代年轻观众，扩大电影市场。

新的“文学性”或正在诞生

一直在流动之中的文学性，等待我们给予它崭新的内容。作家、编剧李修文敏锐地观察到，新的“文学性”或正在诞生。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小说越来越散文化，长篇小说越来越短，过去主人公有一个漫长的成长历程，他们或完成一个英雄壮举或完成一个历史使命，但是这样的叙事在今天越来越难以成立。他还发现，过去在文学的叙事中充满大量惊险情节，这些情节会推动主人公完成这一漫长的成长历程。但时至今日，很多情节是高度细节化的。情节所需完成的功能与使命，越来越被个体命运同现实生活细节之间的关系讲述所替代。这种新的文学性对今天的电影叙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比如英雄叙事，李修文认为从卡夫卡开始，纯文学领域内其实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改天换地的英雄了，但是我们的电影故事还在塑造着这种英雄。在他看来，今天的一些英雄形象可能没有战胜灾难，可能只是灾难的见证者，但他见证了人类脆弱、无力的时刻，其行为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他仍然是生活中的英雄。

作家、编剧冉平结合自身创作，谈到电影《封神》所讲述的就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青年犯了错误，逐渐走上自我救赎之路的故事。他以为纣王是英雄，自己也应该成为纣王那样的英雄，结果他犯了一个错误，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从而引发了一个惨案。而后他要找回自己，并逐步认识到，不是要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而是要成为自己的英雄。这样的电影叙事同当下人们的共情点在于，大家谁都可能犯错，重要的是勇于面对自己，纠正错误。

电影在小说停止的地方出发

作家须一瓜有多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比如小说《太阳黑子》被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小说《淡绿色的月亮》被改编为电影《月色撩人》。在她看来，文学和艺术的最高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追踪人性的“靶心”，那里有人的困境，也有人的无限可能。她认为，电影的可调度手段十分强大。“有时候我把我的小说交给电影人，我会真心地和他们说，电影是在小说停止的地方出发。我有一部小说里面写到了大量的音乐，费了很大的劲儿都没有办法传递给读者我自己的第一手感受。那么谁能完成呢？只有影视。”须一瓜认为小说家也有自己的倔强与坚持，作家们力图发现人生中更多的隐秘空间、情感与精神的缝隙。她把作家比作章鱼——“触角必须坚韧不断地向上攀升、探索。”

香港城市大学文学及历史系教师李思逸同样认为，任何一部具有文学性的电影都不会被文学的手法、模式、语言、审美所束缚。在他看来，电影中的文学性往往跟叙事有关，但不是对叙事的直接“翻译”，不是用影像把文字描述的故事重讲一遍，而是通过影像叙事空间的建造，去丰富、重新阐释小说中原有的故事，甚至编剧应抱有更大的野心，将小说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带入到电影中来，而不是将文学视为模板来使用。

回到那些永恒不变的主题上去

作家、影评人阿郎认为，电影和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艺形式。比如文学需要“破”，电影对“破”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电影有类型、有公式。但无论是文学的文学性，还是电影的电影感，它们都指向文学艺术的本源。当下电影制作缺少独立性和独特性。因为工业规模、制作模式的不同，电影注定是集体的艺术。而写作则不同。作家在写作时可以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而在电影导演那里，他需要保持整个剧组的正常运转，有时不得不妥协。所以当我们说到文学性的时候，不妨回到创作的原点上来。

李思逸谈到，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后来我们用这句话形容一种现代性的经验。今天的读者能够同过去的文学作品产生共鸣，今天的观众能够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电影感同身受，是因为它们表达出来的内容，比如人类自我同社会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我们更加提倡回到原点，回到那些永恒不变的主题上去，它们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基石，更是借助文学通往观众内心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