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当年《爱情神话》一鸣惊人一样，作为其平行篇的《好东西》目前领跑贺岁档新片票房，影片有望凭借高口碑和高话题性，成为该档期黑马。两部电影从故事到视听都带有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也确实让《好东西》天然携带着从《爱情神话》接着说的因子，同时也意味着《好东西》具备的创新意识生发出了新的叙事生命力。

上海电影的新面貌

近年来，随着《罗曼蒂克消亡史》《爱情神话》《繁花》等为代表的沪语影视作品的上映播出，被大量影像抽空能指的上海又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这些典型性的地缘影像不仅从纵向上探索了上海城市叙事资源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也在横向上为地缘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叙事途径。

《爱情神话》通过上海话在电影中的全面回归，生动叙说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性格色彩，但这份亲切、熟悉、浪漫的影像书写更像是写给上海观众的一封情书。对埠外观众而言，这部电影的“异质感”一方面带来地缘空间上的文化陌生感，但也会加剧“上海它很好，但与我无关”的心理认知距离。因此，如果说《爱情神话》通过极致放大本地“腔调”的叙事策略锚定了上海地域空间的文化底色，那么《好东西》则提供了“如何更好讲述上海故事”的多元视角。

《好东西》的故事依旧发生在上海，但导演几乎完全放弃了沪语却依然讲述了一个很上海的故事。一方面，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富有辨识度的上海城市日常空间场景。电影在上海25处取景，涵盖51个风格各异的点位，其中洋房、街道、小酒馆、咖啡厅、livehouse、展览馆这些具有鲜明上海城市标识的文化空间，融汇在川流不息的车流、忙碌的生活流之中，溶解为具象化的上海风土人情。更为重要的是，电影深入展现出当代上海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向度。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异乡人状态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影片中铁梅与小孩儿多次毫不掩饰说出自己是“山西人”，她们不再需要回答有关于“上海人”的身份问题，能够自在、自洽地驻足在街道、老洋房、天台、摩登天空以及酒吧等上海任意的城市空间意象之中，充分感受这座城市带给自己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体验。电影中作为异乡人的“沪漂”族与上海这座城市不再是充满结构张力的二元对立关系，铁梅、小叶、小孩儿这些女性角色既是异乡人也是新上海人，她们在工作、学习、情感上遭遇的迷茫与困境，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中三位女性日常出入的场所，以及和她们打交道的人们，大致完整地勾勒出上海都市人群的生活场景。影片中在路边席地而坐弹琴唱歌的年轻人、散发上海人幽默的门卫保安大叔等群体形象，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当代海派风情与都市生活烟火气，与影片的主人公们共同构筑了上海文化多元互动的景观全貌。由此，“沪漂”与“土著”的地域标签消解为都市景观中的“一般大多数”，这座城市与城市里的人们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情感汇合，进而生动折射出海纳百川、大气谦和、开明睿智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

当《好东西》不再需要以强烈的“沪语文化”标记上海，但影片的每一处都漫溢出更加浓郁的上海味道时，上海这座城市更为清晰化，上海故事也变得更为鲜活。

当代喜剧的新表达

《好东西》不仅延续《爱情神话》讲述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同时也延续了其先锋话题与幽默语言的喜剧风格，甚至在喜剧类型的演绎上显得更为游刃有余。

《好东西》的喜剧特质首先体现在对人物角色的反差处理上。由于影片囊括爱情、亲情、友情、女性职场与家庭处境、教育理念等新时代关注的多元社会议题，因而通过设置不同代际、不同性别、不同人生经历的关系层次，不仅让角色对这些社会议题的讨论显得合乎情理，也为喜剧效果的发生预留充足的互动土壤。其中，如果把单亲妈妈王铁梅、女儿王茉莉、乐队主唱小叶这三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女主人公经历单拎出来，都能够达到传统苦难叙事的书写预期，但导演并没有选择重复苦难叙事，而是放大三位女性角色性格中的“另类”气质，通过挖掘角色之间互动的化学反应，从而实现超越苦难叙事的喜剧内核。此外，通过泼水撕衣、比拼吃蒜“雄竞”诙谐桥段，影片实现对王铁梅前夫、男鼓手，以及眼科医生三位男性角色的颠覆性改造。这些真实鲜活、反差生动的新型男女群像，为影片铺垫出轻松诙谐的氛围基调。

《好东西》里情感丰富妙趣横生的男女群像，是在高度凝练、精雕细琢的语言艺术中生动呈现的。该片继承了《爱情神话》里那种百无禁忌、短兵相接的语言爽脆劲。信息量大、包袱密集的语言文本配合演员日常生活化的表演，将台词中蕴藏的喜剧能量最大化释放。犀利幽默、大胆前卫的台词不仅承载着社会热点甚至尖锐话题，也对这些社会议题作出先锋独特、有趣有梗的观点表达。影片男性角色在讨论“性别文化”议题时，征用“上野千鹤子”“结构性问题”等学术性话术，不仅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幽默感，也展现出语言艺术的思想性，具有反复品味的空间。

《好东西》作为以对话文本为核心支撑的“话唠”电影，严格意义上是以情景为导向的喜剧类型（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情景喜剧”）。《好东西》里强大的台词信息密度以每个特定的场景语境实现段落化切分。尤其是影片中几场精彩纷呈的餐桌群戏，通过高度浓缩的“饭桌闲谈”对现实进行换位模仿，月经羞耻、性别文化等社会敏感议题得以在轻盈、轻松的现代餐桌文化中被表述出来。虽然影片中话锋交互的对白情节不胜枚举，但有关王铁梅为何离婚、小叶对原生家庭的态度立场、小马和父亲矛盾关系的细节等展现，电影尽量保持冷静与克制，选择在语言的缝隙之间，将现实的面貌隐藏在嬉笑怒骂后的留白之中。导演对语言幽默性与思想性的双向兼顾，让她开辟出一条有别于开心麻花、宁浩、冯小刚的当代喜剧创作的创新路径。

提供观察当代女性生活的新视角

显然，展现当代女性现实生活的不同截面，关注女性成长话题是《好东西》这部电影鲜明的特点。

和仅仅简单地将男性气质附加到女性身上从而提供所谓“女性觉醒”的理想方案的电影作品不同，女性已经觉醒才是《好东西》的故事起点。它以三位在生活里面临各种问题的女性群体为样本，为观众提供了观察当代女性生活的多维度窗口。

王铁梅就是一位典型的觉醒女性，她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稳定的情绪内核。当王铁梅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母职和外界的评判标准时，导演又以机智幽默的讲故事方法，缓解这份附加在觉醒女性身上的“痛苦感”。王铁梅虽然是母亲，但她可以继续工作、谈恋爱，也能在面对“我为你去结扎”、撕衣服的男性话语、行为时，自在大方地说出自己的不舒服。同样，小叶自身已然背负各种旧创伤，但她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王铁梅、小孩儿的身边，也通过王铁梅找到治愈自己的方法。影片中有一组富有想象力和生命力的蒙太奇对此做出了隐喻性表达：小叶带着小孩儿辨识各种声音，小孩儿听到和形容出的各种声音的形式背后，恰恰是妈妈王铁梅生活琐碎的瞬间采撷。影片在相似蒙太奇的来回叠加过程中，不仅让这位单亲妈妈美好坚韧、自由松弛的个人品质跃然纸上，也让三位女性之间的心灵走向契合。

影片还对男女关系进行校正。《好东西》看似以大量性别角色反转的场景来塑造“大女主”式的爽感叙事。但在轻松调侃，甚至有些嘲弄反讽的故事推进中，不难发现影片中的男性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女性也绝不是完美主义的化身。影片借王铁梅前夫、鼓手老师之口，轻盈地点出男性在女性主义语境下虚与委蛇的佯装态度，也善意地提醒女性主义本身的局限与困境。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并不是单纯的“工具人”。无论是认可大男子主义而离婚、而后懊悔的前夫，还是成长于女性缺位的原生家庭的小马，都在某种程度上指涉了超越女性主义意涵的所指。导演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主义从来不是通过压迫一方成全另一方，而是让每一方都意识到整个社会结构性力量对自身施加的影响，而这是男性女性共同需要面对的社会议题。

影片最后还提供了“不再玩他们的游戏”的答案。王铁梅可以暂时不做“大女主”，小孩在做观众和上台表演中，选择了写作；小叶最终学会拒绝男人，与原生家庭和解，做回潇洒的自己。这些女性角色不再需要通过自身努力打破社会尤其是男性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她们在破除标签、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找到让内心自洽的标准。影片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皆没有定论，给观众留下充足的思考空间。因为一切未完待续的“好东西”，或许都在“等着你们长大后出现新的游戏规则”才会有答案。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