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不知不觉出版已经40年了。40年来，这部书感动着一代代读者，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人们通过《在伊犁》系列小说，不仅认识了新疆、认识了伊犁，认识了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更进一步认识了王蒙，了解了他在新疆、在伊犁16年的生活，了解了他何以会说出“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通过作品，我们看到组织上给予他“王副大队长”的安排，也看到了伊犁巴彦岱各族百姓亲切称呼他为“老王”“老王哥”“老王同志”“王同志”“王先生”“王民”，成为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忆。
读《在伊犁》小说系列，真实感扑面而来。有时你会忘记它是小说，而以为是真实的乡村笔记。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一反旧例，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里我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我有意避免的是那种职业的文学技巧。”
“1981年我到位于伊宁县团结公社的人民渠（大湟渠）渠首去看了一下。那里静悄悄的，连喧哗的河水也变得平静驯顺了。地窝子、民工、彩旗、车、马、晾晒的干肉条，当然，全没有了。沿渠漂亮的沥青公路上，偶尔有汽车走过。拦水坝、泄洪闸都是电力控制的，闸门上油漆锃亮，控制台像一座钢桥，跨越在大渠渠首与河道之上。走上钢桥，可以看到一切都井井有条，大度雍容。”（《好汉子依斯麻尔》）当年他和好汉子依斯麻尔等社员一起，在湟渠龙口工地，昼夜“三班倒”抢班掘进，成为全工地最早完成任务、提前凯旋班师的队伍之一。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也是令作者刻骨铭心的记忆，与眼前的一切交相辉映，感人至深。
在这部作品集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作者以时间节点——几乎是纪年式的记叙来讲述他的故事，让读者获得无可比拟的真实感。“1965年4月，我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住地4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8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9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真是一幅不可复制的真实画面，似乎可以清晰听到渠埂上的闲话画外音，夹杂着浓烈的莫合烟的味道。
在这部作品集中，70多年的新中国史也一目了然。作者以其真实的笔触，反映出各民族人民一家亲的历史壮景。“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善良、重感情、聪明的人。这一年中间迁来两户汉族新社员，他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尤其满意。因为除了上述优点以外，他还有一个明显的长处：注意维护维汉团结，与汉族社员亲密无间，沟通了维汉社员间的感情，确实做到了有利于团结的话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事，不说、不做。”（《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不喜欢说话的白大哥是肩挑一挑水，右手还提着一桶水回来的，那一桶水，他给了枯瘦的哈萨克老太太。……我们一致赞扬白老哥的助人精神。一向不爱说话的白老哥也破天荒地笑着笨笨拙拙地说了一句：‘互相帮助，彼此帮助。’白大嫂嫌他话说得不利索，声音嘹亮地说：‘咱们这个院子，关起门来，不就是一家人嘛！’……我也觉得非常愉快，觉得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形势下，我们这些萍水相逢的身份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成分不同的老百姓之间，自有一种团结力。”（《逍遥游》）团结力就是向心力，就是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切，在《在伊犁》中得到了完美体现，这也是作者深邃的历史眼光使然。
当然，作品集也是作者的真实经历与心路旅程。它像一根线，不时穿插引领，将那些只有他经历过的、宛如一颗颗珍珠的独特故事串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一副美丽的项链。
“药用酒精！那是不能喝的！有毒！”我惊呼道。
“没事，老王，请放心！”穆萨阿洪微笑着，矜持地、缓慢地对我说：“他那里的酒精，我们喝过许多次了。”
“酒”味道虽然不好，但是它仍然带来一种晕眩的快感。一面喝酒一面大听大讲维吾尔语，是我当时的一大快乐。我兴奋起来了，便打断了穆萨阿洪对他的医生朋友介绍说我是一位作家的话，我说：
“什么作家不作家、小说不小说，那些玩意儿都已经吹了！我是农民！毛拉圩孜的农民！我抡坎土曼，我喝奶茶，我吃包谷馕，我也常常和维吾尔朋友们喝上一杯。”说到这里，我像维吾尔人一样地挤一挤眼睛：“这是多么快乐呀！”我欢呼道。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
这些描写畅快淋漓，反映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毫无矫揉造作。
当然，作品集更像是抒情散文。写伊犁冬天的雪和扫雪的情景，堪称绝美的抒情散文。“1965年春天，我第一次造访伊犁河。走近河岸以前，先经过了一片渗水的沼泽地，地上布满了开着神秘的蓝紫花朵的马兰。高坡上搭着几个帐篷，是牧业队的哈萨克牧民在这里放牧。然后，我们看到了一片坡地断崖，这些大概是洪水期大水泛滥到岸上以后冲刷形成的。高高低低，欲倾未倒，她像是古战场的断壁残垣，充满了力，充满了危险和破坏的痕迹，也充满了忍耐和坚强，那是一种恐怖的、伟大的美。”（《逍遥游》）“……这一切给了我这样强大的冲击，粗犷而又温柔，幸福而又悲哀，如醉如痴，思歌思吟。而化雷化闪，问地问天，也难唱出这祖国的歌、大地母亲的歌、边疆的歌、带有原始的野性而又与我们的人民无比亲密的伊犁河之歌于万一。哦，伊犁河！让不让我歌唱你？我该怎样歌唱你？”（同前）“后来到了1967年的春天，苹果树开花如雪，小鸟在枝头和茶棚上跳跃，牛、羊、驴、马、狗、猫、鸡都起劲地拉长了声音鸣叫，在春天，它们叫得比任何季节都要多情。”（《爱弥拉姑娘的爱情》）这种王蒙式的抒情十分独到，震撼人心。
伊犁对于作者而言，是一份独特的生命记忆。“1965年9月，我在伊宁市也安了一个家。就是说，我把妻子接到了伊犁。她在解放路的一所中学继续教她的书。我呢，一般在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遇到假日休息，就回伊宁市来。”（《逍遥游》）“经过挑水和买到苹果以后，我的心情也大有好转，便和妻子谈论起来伊犁以后的种种见闻来，你一句我一句，互相补充，又说又笑，一致认为如果一直囚在北京凸字形城内，不到新疆，不到伊犁来，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逍遥游》）“七十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少数民族干校学友，常常用谈论伊犁来抵挡生活的寂寞和沉重，来激发我们对于生活的爱恋和信心。我们好常常用将来干校‘毕业’以后‘回伊犁去’来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风云可以变幻，文联可以解散，然而伊犁的白杨树与苹果园永存，这大概是我们共同的潜台词。”（《逍遥游》）这都表达了王蒙对伊犁这片土地炽热的感情。
从《逍遥游》中，我也读到了我的童年。那时我们家居住的卫生学校家属院，正毗邻王蒙租住的伊犁“城根”小杂院，处在一个小土崖的上下。我们共同经历过小朋友打架、卖自来水的老头儿、挑水通过新华路等经历，读起来回味无穷。
《在伊犁》可以说是对于新疆乡土人文几乎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那不止是新疆史、伊犁史，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史浓缩的一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杰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