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家的作品常读常新，哪怕写作时代久远，也依然魅力不减。王蒙就是这样的作家，作家出版社新近再版的《在伊犁》，就是这样的优秀作品。这9篇小说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描写作家在新疆的生活，反映伊犁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和对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美好怀念。作家出版社于1984年首次结集出版这部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时隔近半个世纪，这些作品如陈年老酒一样，还在散发着醉人的思想艺术芳香。
在《在伊犁》的写作时期，中国文学还笼罩在一片“伤痕”情绪里。作家们的创作更多集中在对制造“伤痕”的时代的批判与反思，逐渐形成一股文学思想潮流，王蒙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时代文学思想的主将。不过，当他把笔触停留在新疆，特别是他生活多年的伊犁的时候，评论家们注意到，他的笔端变得温柔而多情了，变得惆怅而诗意了。一个本应该更多问责现实、讨回公道的作家，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流露出无法割舍的宽容和怜悯之情。他的这些小说，像一股清流一样，洗涤着时代的伤口，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一个作家的历史见识、思想格局和文化境界，还有一颗和托尔斯泰一样的人道心灵。当年那些轰动一时的“伤痕”作品，如今多数留在文学史中，而《在伊犁》，留在了读者当中。
我们都知道，王蒙的《青春万岁》激情饱满、斗志昂扬，表达了新中国进步向上的时代精神风貌。新疆伊犁各族人民，使作家继续保持了这种激情的品质，只是这种情感变得更为深沉，并且支持着作家融入百姓世俗的生活里，获得了智慧、大爱和力量。这个时候的作家，显然更深刻地认识到，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才更值得我们的文学去表达、去赞美、去讴歌。作家在小说序言中说，这块土地“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慰安”，表达的就是作家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真情实感，而《在伊犁》里的9篇小说，则是作家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就是对“我们的边陲”、对“仍然是那样强大的生活”的爱的回报。
是的，当读完这篇序言，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先不把这些小说当作虚构作品来读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接收到更多更丰富的来自作家个人的更为真实的信息。事实上，作家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真实生活的描绘远远大于故事的设置、情节的安排，也就是更多采用非小说化的纪实叙事。除了《鹰谷》能让人看出精心的小说构思外，余下几篇读来更像是精美的散文。哪怕像《哦，穆罕默德·阿麦德》这样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的作品，我们也无法不迷恋于作品的几乎完全纪实化的社会状况、民族生活、风土人情。作家真实的生活经历，构成了小说内容的主体，我们在任何一篇作品中，都可以读到浓烈的生活气息。《虚掩的土屋小院》描写小院，细节真切动人：“我们小院木门上的铁链的最后一个椭圆上，经常挂着的是一把并未压下簧去的锁，就是说，这把锁仍然是象征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也有些时候，连象征主义的锁也不用，最后一个椭圆上的铁鼻里，插着的是随手捡起的一块木片乃至一根草棍。”在那个年代，民族村庄一个不设防的小院，给人以极大的安全感。
《在伊犁》最真实的，就是写出了一个来自大城市、身心疲惫的知识分子，到新疆伊犁农村后，和各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群众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一般的亲情关系：“此意此情，夫复何求。”（《故乡行》）“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回、汉……各族人民对我的好处，他们身上值得我学习的长处，我永生不忘。”（《好汉子伊斯麻尔》）因为这种关系的建立，作家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宽慰与温暖，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力量支撑，由此深刻认识到，根植于这片深情的土地，在纯朴而率真的人民群众中间，自己才有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是真正的充满快乐的生活，就像那间不用上锁的小屋一样，永远给人以安全感、幸福感。小说以“我”的视角，看到了普通百姓生活的给予，以“我”的心态，感受到百姓的情感在自己身上流淌。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人民群众的情意在作家心中产生了化学反应，思想和精神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定了一种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建立起一种正确的历史认知。在不止一篇作品里，作家都写到对民族语言的学习：“在毛拉圩孜公社，每天我干两件事：劳动和学习维吾尔语文。所有的维吾尔农民都是我的教师，包括他们刚会说话的孩子。”（《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当时，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便是维吾尔语，最有趣的事情便是说、听、读、写维吾尔语。我听着她的话，欣赏着她的发音，寻找着我在发音和构词造句方面的差距。”（《逍遥游》）凭着作家的语言天赋，以及融入民族生活的紧迫感，他的语言水平神奇般地快速提高，不仅可以用维语“高声朗诵‘老三篇’”，而且在维吾尔族老大娘听起来，“我还以为是维吾尔语电台在广播呢”。（《逍遥游》）他甚至还能分辨出回族群众讲维语与维吾尔群众讲维语的区别（《好汉子依斯麻尔》）。正是由于学习了语言，找到了正确的沟通途径，作家才能那么快地融入民族生活，被民族群众接受，有了自己故乡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成为他们喜欢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我不知道王蒙哥是不是一位作家，我只知道你是巴彦岱的一个农民。”（《故乡行》）
《在伊犁》中的“我”，看到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密不可分的生活关系，以坦荡真诚的心态，描写民族团结、和谐安宁的边疆生活。有一种力量，把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凝聚在一起，任何时候面对任何困难，都不会削弱分离。这种力量，就是新中国的国家力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力量，是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作品写出了贫困的生活，也写出了贫困生活中的美好一面，“一点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宽容豁达的幽默感”（《虚掩的土屋小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的边疆更加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需要创造巩固各族人民石榴籽般团结的美好局面，读一读《在伊犁》，应该会得到非常多的启示。
作家真实地描写边疆人民的生活，更细腻描写边疆的自然风光，以表达作家内心诗一般的热爱。景物描写当今已成小说中的奢侈品，许多小说写作有意无意放弃了写风景的本领，这显然是一种艺术的短识。《在伊犁》对风景情有独钟，他写风雪：“这儿是河谷地区，中间低，四面高，这儿的雪热烈而又清凉，放肆而又温柔，洁白却不孤高，轻盈而又厚重。”（《逍遥游》）写赛里木湖：“三面环绕的、夏天也仍然晶莹凝重的雪山把自己的影像投射到平如蓝镜般的湖水里，你分不清是天蓝还是水蓝，是高处的雪山还是水里的雪山更真实和高洁。最后，你分不清这方圆几百公里的高山湖是不是一个海市、一个传说故事、一个神话。”（《逍遥游》）写云：“在清亮的淡青的天之底色上，红黄黑三色云霞伸展如长絮，耸立的山峰截去了云霞的两端，却又像支挂着这云霞的立架”（《鹰谷》）。经过作家的表达，景物美已融入作家的个性里，变成一种语言的艺术，一种文学的尊严。
《在伊犁》最终要奉献给读者的，是凝聚着作家情感和思考的人物形象。人物是文学的中心，作品的主题、作家的思想以及历史文化信息，都应该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得以体现，都应该在人物性格的挺立中得以实现。没有人物，就没有小说。毫无疑问，《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是一篇塑造人物形象的范本。小说主人公只是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社员，住的是“歪歪扭扭的用烂树条编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墙的烂房”，“他的父母都已老迈，两个妹妹年龄很小，这四个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裳，只有他一人穿得囫囵、整洁，还颇有式样”。他不太爱干活，爱往女社员堆里钻，和她们有说有笑。他跳舞跳得好，“差不多谁家结婚都要请他去跳”，但他更愿意跳女性的动作，让人觉得不靠谱。就是这样一个受到歧视的农民，主动和老王交往，还把老王带到家里做客吃抻面。当然，他有时也会让老王怀疑他的动机，因为他不客气地向老王借10块钱，并没有还钱的迹象。然而，有一件事发生了。他教育老王，如果学习维吾尔语，不要学脏话，就应该学习那些文明的、美妙的、诗一样的话，要老王学诗人纳瓦依的诗。并且，他朗诵诗人的诗作，还逐句讲解，让作家老王十分震惊，刮目相看，这个贫穷的地方，居然能发现一个如此高水平的文学爱好者。从此，穆罕默德·阿麦德和作家建立了友谊，成为作家的语言老师，也成了作家民族文学的对话者，彼此的信任感与日俱增。老王要搬离这里时，他特地赶来还钱，可是太穷了，只能还得起9块钱。这一笔，写活了整个人物，也写亮了这个人物。
事实上，《在伊犁》中的所有作品，尽管有些散文化，却从不放松写人物。也许这种写法，反而更能栩栩如生地突出人物的个性。《淡灰色的眼珠》写一对患难夫妻的故事。乡村木匠马尔克被叫傻郎，“不出工还天天跟别人辩论，娶了一个媳妇像是他大姐”。他的妻子阿丽娅是个离婚女人，是他认死理的性格，使他一直爱着阿丽娅。但发生了不幸的事：阿丽娅得了绝症，她要和马尔克离婚，让他娶跟她学习缝纫的健壮姑娘爱莉曼。木匠坚决不答应，陷入极度的痛苦。作品写出了苦难之中美好的人性。《虚掩的土屋小院》写了小院里目光清明、声音洪亮、胡须秀长的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的日常生活。大娘爱喝茶，穆敏老爹常因茶叶喝得太快，和大娘发生矛盾。两人相濡以沫，也会吵吵闹闹，好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统一过意见，其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大娘心里对老爹非常信任，细心照顾着自己的男人；老爹性格开朗豁达，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小说用大量细节写出了老百姓日复一日的生活，写他们的爱，写他们的感受，写他们的执着和韧性，让我们明白，老百姓的生活智慧和生活力量，就是在不经意的日子里积累起来的。这两个老人就像两个智者，给作家以智慧的启迪。
作家在后记中阐述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里我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我有意避免的是那种职业的文学技巧。”在作家看来，职业化小说家存在着一种危险：“仅仅是小说而已。”他的观点，经过几十年，还具有创新意义。真正的文学，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一个作家，永远要学习的是生活，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