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杨沫像 杨之光 作
作家杨沫在修改自己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时说：“革命文艺不应当是装在套子里的、凝固僵死的木乃伊，它应当是鼓着金色的翅膀，高高地飞在云端、飞在高山大海、飞在无限广阔天地里的、永远激励人们前进的金翅鸟。”她的这一思想一直贯穿着她创作的始终，让其著作在众多的革命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杨沫在身体处于病痛之中却一直坚持创作多年，又历经坎坷才得以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她以自己的生活和成长为原型，描写了林道静、余永泽、江华以及卢嘉川等一批知识青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作出的选择，围绕革命、爱情、青春、抉择等关键词展开故事，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经典。如李扬所评，这“既不是因为它是一部政治寓言，也不是因为它是一部言情小说，而是因为它既是政治小说又是情爱小说，或者说，是因为它是一部情爱小说的方式讲述的政治故事”。显然，《青春之歌》作为一部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革命小说，不仅具有浓厚的女性知识分子气息，同时又因杨沫将“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话题与革命选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丰富的意蕴和灵动的诗意诠释了知识分子话语、女性话语、革命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于是小说突破了简单的儿女情长，革命之中的爱情有了崇高性，一曲对生命的向往与追求的青春之歌回应着激情热烈的时代，为读者带来了新的文学体验。
《青春之歌》的三个版本
《青春之歌》于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并在《北京日报》上同时开始连载。这是《青春之歌》的第一个版本。该书出版后立刻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印刷近百万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4月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对《青春之歌》表示肯定，并说，最近有3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
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首次对《青春之歌》提出公开且严厉批评的文章，由此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文艺报》和《中国青年》上开辟了专栏登载了许多关于《青春之歌》的意见和评论。其中，有对此提出尖锐批评的，认为全书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主人公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不严肃，思想斗争上不深刻；但更多的是对《青春之歌》的赞赏和褒奖，认为此书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而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人的形象也很真实且具有典型性。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中国青年》上连续讨论了4期，总编邢方群还专门请示过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们搞这个讨论很好，茅盾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见。”最后，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这“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何其芳也在文章中谈到“对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并认为这部小说不可否定。
谦虚的杨沫认为这次讨论对自己非常有益，她觉得其中确有正确的成分。为此她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补充和修改，1961年3月修改后的《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青春之歌》的第二个版本。这一版最大的变动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同时也对其他人物和情节作了必要的修改，而杨沫最爱的两个角色卢嘉川和林红几乎没有任何改动。根据金宏宇先生的统计，《青春之歌》再版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修改了260多处……再版本共计增写七八万字篇幅。杨沫认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确有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革命斗争。她补写的这一段就是自己的亲身生活。而整个修改都是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和她所走的道路来进行的，这样的修改使小说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是非常必要的，对林道静的这一人物塑造的典型性也是十分有益的。之后面对这一版《青春之歌》的批评和质疑，她也一直坚持己见，并未恢复初版的原貌。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虽然“现在的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仍“不能想媚俗，也不想邀某些作者之宠”，不能为了取悦他们就随意删改。1991年6月，杨沫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我只能以一颗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足见其一生的赤诚情怀。
之后，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判和讨论，杨沫于1977年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再次对《青春之歌》进行了一次较大改动，1978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重印本（定本）出版，这是《青春之歌》的第三版。杨沫在《重印后记》中说：“这本书在这次再版中，除了明显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和某些有损于书中英雄人物的描写作了个别修改外，其他方面改动很小。”根据金宏宇先生统计，这一个版本与1960年的版本相比，“修改有80多处。其中属于政治问题和英雄形象问题的改动有17处，其余的都是所谓‘其他方面’的改动”。
迄今为止，《青春之歌》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0万册，有包括英语、日语、印尼语、德语、西班牙语在内的20多种文字的译本，有助于《青春之歌》在海外的广泛接受，也推动了中国红色经典在海外的成功传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流传，《青春之歌》英译本馆藏范围已遍布全世界，美国和日本成为馆藏丰富且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
不仅如此，在60余年的出版发行中，《青春之歌》小说被陆续改编成连环画、话剧、京剧、川剧以及电视剧、音乐剧、歌舞剧等各种形式。1958年，因为《青春之歌》小说的巨大影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的同名电影被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影片，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放映时造成了轰动效应，很多影院甚至24小时上演该片，依旧座无虚席，该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1961年，邓颖超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只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2018年，适逢小说出版60周年之时，话剧《青春之歌》在北京四天之内连演五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导演罗锦麟看过之后不禁感慨道：“看过《青春之歌》引起了我许多的回忆……60 年前，杨沫的小说面世，引起了我们一代人的热读，几乎人手一册。”2019年，《青春之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常读常新的《青春之歌》
杨沫在创作第一版《青春之歌》中比较重视人物成长的历史时间，而非具体的历史空间，因为在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史中，成长的主要是人，而非人物所在的环境。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她身处的环境不但并未和她一起成长，反而成为了她逃离和放弃的对象。
到了第二版，也就是杨沫对小说进行修改时，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如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这时再来审视小说人物所置身的环境时就会发现，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对旧社会北京城的“破败风景”的描写能更好地映衬出北京城的“巨大变化”和“新生风貌”。于是杨沫在1959年12月《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中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那时，徘徊在这里的人们，眼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油漆剥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尘中……可是这种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了！”
而到了今天，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京城发生了比第二版修改时更为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当时的北京城，了解过去时光风貌、地理环境中的人物影像和生活，无疑文学作品是极好方式。同样，也只有融入到当时当刻的地理空间之中的人物生活才是真实可感、活色生香的。很显然，杨沫在写作小说不久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又不是通过简单的局部修改能够解决的，即使她在第二版中已经作了一番较大的修改，但作品在风景地理的展示上也仍未对整体风格产生太大影响。所以杨沫才会在再版后记之中专门感叹了这个问题，她说：“《青春之歌》在这方面远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是我在国庆节前，从天安门前的辉煌情景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补救了。”但不管如何，作者笔下所描绘的天安门前的玉带河、北大的红楼和图书馆、北海、什刹海、故宫河沿等，仍然为我们展现了近百年前的老北京城的城市格局和城市风貌，勾勒出一幅在20世纪30年代，首都南迁后疮痍满目的北京城，呈现出了当时的革命者们活动的特定地理环境，表明了林道静等一批知识青年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是在一个怎样多灾多难的环境之中作出了各自的选择，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革命的正确性。在小说中，这种颓败风景与北京城的巨大变化和焕发的新生机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构建起了小说独特的审美空间，让人在阅读之时不禁慨叹感喟，对人物的选择又有了新的理解，也让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看似已经过时，但其实常读常新，在不同时代读来，总会有不一样的心得体会。
不朽的青春之歌
杨沫对笔下的北京城始终充盈着澎湃又热烈的情感，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离世亦是在这里。她说：“北京把我抚养、教育成人，给我幸福、温暖，给我诸多的荣誉和新人，更给了一颗仍然年轻的心。……它时时催促我，命令我……要珍惜生命的一分一秒！它不时地提醒我应当如何回报北京。……我只有不停地挥动手中的笔。”青春应该是一首怎样的歌，杨沫用自己毕生的经历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那就是始终用自己的方式歌颂生活中的美，鞭挞生活中的丑。战争年代，手里是随时准备与敌人殊死一搏的枪，而和平年代，手里是一支创作书写的“生花”妙笔。
杨沫的儿子马青柯回忆母亲时说：“她一生只钟情两件事，革命与文学。”她曾是红军时期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她是出生入死的八路军干部；在解放战争中，她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新闻战士。1933年前后，在残酷的白区地下斗争中，她直接接触和间接听到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革命事迹。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她在敌后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在冀中地区，后来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事过妇女工作、宣传工作等，亲历过很多战友壮烈牺牲，被他们视死如归的行为震撼，并深受感动。这些人长期活在她的心中，形成了一座座丰碑。杨沫表示，“有机会日后我一定要将他们写出来”，“我要把我身上的丰碑搬出来，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叫后世人民永远记住这些英勇献身的同志们”。所以她一直坚持自己要“多写可敬可爱的人物，虽然她（或他）们各有不同的缺点”，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得真实可贵又扣人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
她由衷地感谢共产党于她走投无路之时，解救她于暗无天日之中，使她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之中看到了光明，并使她有勇气和力量在长期的残酷战争岁月中坚持信念。也正是这份感激和感念成为了《青春之歌》这部小说的原始基础。对于这位曾写出“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和拍成“我国最优秀的影片之一”的文艺家来说，她对这本书的最高愿望则是希望这部作品能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过去的人们是如何斗争的，是如何经历，是如何走到今天，那么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讲，也许会对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更珍惜一些。毕竟，“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本人。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所以她也希望他们能成为读者们的导师和朋友，进一步领悟青春真正的意义。这份美好的期许，也是杨沫创作《青春之歌》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也使杨沫本人一直以青春的名义而不朽。
杨沫在之后又陆续创作出长篇小说《芳菲之歌》（1986年），以及《英华之歌》（1990年），它们和《青春之歌》成为了她的“青春三部曲”，而与第一部《青春之歌》的发表时间跨度已长达30年。其实杨沫早在《青春之歌》完成后就想动笔续写，提纲都已拟好，但却始终因身体病痛等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三部曲的完成给《青春之歌》中那些鲜活的人物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使杨沫再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应当呕心沥血，把最美好的、能感动读者、能净化读者灵魂的作品献给人民”，同时也启发着一代代青年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思考如何才能不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识途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教授，本文系四川艺术基金2024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