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1996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内含“长篇小说卷1”“长篇小说卷2”“中短篇小说卷”和“诗歌卷”，共四册。这套上世纪90年代问世的资料，为茅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提到它，是与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有一段因缘。

1959年，一位叫郭开的普通读者批评《青春之歌》，他连续发表《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中国青年》第2期）、《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艺报》第4期），使作家作品一时间“岌岌可危”。

郭开，据说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青春之歌》风波”之所以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跟此人、也跟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的约稿“组织”讨论有关，后者在刊载郭开《略谈》的“编者按”中这样说：

这两年，在我们文艺战线上，出现了不少反映现代生活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青春之歌》就是这些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它和其他作品一样，受到了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看了《青春之歌》后，很多青年同志向本刊编辑部来信反映，认为这是一部好书，它塑造了卢嘉川、林红、林道静、江华这些光辉的共产党员形象，给每一位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本书的缺点严重，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下面发表的郭开同志的意见，就代表这种看法。

今天重读这段话，会感觉与“编者按”所期待的效果正好相反，相当于把“好事办砸”。一方面，它热情地肯定作品“成功塑造”了这些正面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却说郭开认为这本书“缺点严重”“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本来是在“拉架”，却“拉了反架”，差一点就让蛮横无理的郭文占了上风。杨沫之子老鬼认为，母亲这部长篇之所以大获成功，跟作品选择知识分子题材有很大关系。它引起很大争议，也根源于此。因为十年来重在倡导“为工农兵服务”，鼓励塑造“工农兵形象”，一下子来了一个“小资青年”（当然是向往光明和要求进步的青年），这样一来，编者按作者恐怕没有料到——这段“引导性”的评语，果真在文艺界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这是茅盾“眉批”《青春之歌》的背景。

二

据老鬼的《母亲杨沫》记载，到“1959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但自反右运动后，部分群众和青年喜欢上纲上线，动辄给人扣大帽子。时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的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对这种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现象，应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青春之歌》座谈会，认识了郭开，觉察到他是那种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的典型，于是向邢方群汇报。邢认为这个典型很好，应该赶快组织约稿。郭写这篇文章，有它的“现实基础”；或说也不是他“主动”要写的，而出自编辑的“组稿”意图。在后来北影厂拍摄《青春之歌》前，众多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郭开这样说：当时《中国青年》来电子管厂组织该小说讨论会，有些老工人对这部作品反感，批评《青春之歌》“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尤其是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谨”。编辑就让郭开把老工人的意见整理出来，他一开始没答应，因为从未写过文章，记者又几次向他动员，还说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答应“帮他修改”。电子管厂老工人批评林道静的意见，其实也不是孤案，它与在《中国青年》《文艺报》上支持郭开的刘茵文章应该说不谋而合。正如前面所说，本来是要抓“典型”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撰写的“编者按”却助长了这一典型现象，这更让郭开披露的“内幕”变得扑朔迷离。

郭开批评《青春之歌》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且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进行自我表现的；二、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尤其没写知识分子怎样与工农相结合；三、没有写知识分子改造过程，因此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何其芳写文章是因《中国青年》约稿，以他当时身份——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诗人和批评家，本不该跟无名小卒计较。郭开“攻击知识分子”的言论促使他对其观点一一批驳。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流荡着革命的激情的小说《青春之歌》，我已经读过两遍了。第一遍是在去年紧张的整风运动中，利用开会的空隙断断续续地读的。读完以后，我曾说过它和《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几部小说一起，“使我心里发生了欢喜之情”……这是因为我当时曾想到了一些五四以后的小说家的成名作。我所想到的这些成名作，除了少数特别杰出者而外，在思想和艺术的成熟的程度上，很多是不如《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和《青春之歌》这几部小说的。（《〈青春之歌〉不可否认》）

然后他笔锋一转，对郭文的“三点”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说，一、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批评过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式的作品，于是郭开就说《青春之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这条断语明显脱离了《讲话》发表时的历史环境，对其作了“教条主义”的曲解，也与“全书的实际很不符合”（指这部小说）。二、郭文批《青春之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事实是，他没有想到，“作者没有用较多的篇幅去写林道静和工人农民接触，去写她向工人农民学习了些什么，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情节的限制，也可能是受到作者的生活经验的限制”。在当时，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首先是与革命者接触，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这是符合历史情况的。三、郭开指责作品，“没有认真写知识分子改造过程，因此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这怎么可能？“《青春之歌》里面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作品里的革命知识分子，“在牺牲是必要的时候，他们视死如归。他们用他们的血来创造明天，尽管那是他们自己见不到的明天。读着书中关于这些人物的描写，我们会感到他们的血液还在我们身上流淌”——随后他提出质疑：这，难道不是在深刻而动人地“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吗？

何其芳（1912—1977），诗人、学者和文学评论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在四川参加地下工作，1938年奔赴延安。曾任鲁艺文学系主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副社长……应该说，何其芳之所以如此“激动”，正是因为，小说中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形象，与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高度的叠合和精神感应。

三

郭开等对《青春之歌》的激烈批判，使这部刚冒头的“名著”几乎夭折，茅盾、何其芳借《中国青年》表明态度，也是看到了这一形势。他们尤其是茅盾的亲自出面，终于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挽留了这部“红色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文论和文学批评很多，但极少公开为一位刚出道的作家辩护。既然郭开他们着重从“思想立场”的角度攻击杨沫，所以《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开始就从这里入手。茅盾说，最近关于《青春之歌》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讨论不但提出了作品正确评价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评价作品时思想方法的问题”（在当时语境中，“思想方法”是一个敏感问题）。针对郭开的指责，茅盾的语气比何其芳平缓， 却隐含着当时一般文学批评所缺乏的言外之意：

第一，《青春之歌》是不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

他认为，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毛主席在著作中已经对它给予了正确评价，这是大家都学习过的。“我认为《青春之歌》的整个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于毛主席的论断的”。作品成功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几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而且通过林道静的“人生道路”印证了一个真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有真正的出路。”同时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茅盾认为衡量一个作品的真正标准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它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他说，要正确理解这部作品，我们就得熟悉当时的情况，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失误，那就会犯历史主义的错误。茅盾的厉害，还在于下面这段话：“当然要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评价；不过，“光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而不求熟悉特定的历史事实，这就叫做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立场即使站稳，而观点却不会是马列主义的”。

第二，我们怎样评价林道静这个人物？

他指出，林道静虽是地主家庭的女儿，在家庭却是“被压迫者”，父母还想用她来“结交权贵”。这使她自幼就仇恨封建主义，要反抗，然而她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接触的也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她的个人主义，“她的反抗封建家庭是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的”。小说根据这个青年女子的历史条件，真实地描写了她所经历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亦即从反抗封建家庭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像大多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这个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了反抗封建婚姻，寻找个人出路；第二阶段是渐渐意识到个人奋斗没有出路，个人利益要与人民的利益相结合；第三个阶段，则在党的教育启迪下，认识到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工农大众的利益，于是坚决献身于革命。所以茅盾问到：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林道静的这条“道路”，难道不“可以供青年们学习”吗？

当然，茅盾也不掩饰这部作品的缺点，他认为主要是三点：一，人物；二，结构；三，语言。由于其他人物没有写好，使林道静在整部小说中始终过于“突出”，“好像是唯一的先知先觉和冲锋陷阵者”。小说结构有点“凌乱”，如第七章，基本脱离了林道静的遭遇这条主线。还有作品语言，它们或“色彩单调”，或“不够柔和”，这都与她的“词汇不多”有关。

四

写这篇评论文章前后，茅盾觉得有些话没有说完，于是陆续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上写下了著名的“眉批”。这套《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在茅盾诞辰百年之际（1996），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据舒乙在《总序》中介绍，这批由作家其子韦韬捐赠给“茅盾故居纪念馆”的眉批作品，总计44种。该文库收入的眉批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乌兰巴干的长篇《草原烽火》，杜鹏程、茹志鹃的中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高高的白杨树》等数篇，以及阮章竞的诗歌《漳河水》《迎春橘颂》，田间的《田间诗抄》等，足见其“珍贵”。这里抄录《青春之歌》眉批若干：

第一章

一、第5页批语二则

上：这第一章的第一至五段可以删去，而把车到北戴河站作为本章的开端；可以这样写：车到北戴河站，下来一个女学生，浑身缟素打扮，拿着一包乐器。车上的乘客从车窗伸头出来看着她，啧啧地议论着（这是大概的轮廓，文字还得琢磨）。

左：这一段的描写，平铺直叙，且不简练。

二、第9页批语一则

左上：这段也不够简练。

第三章

一、第63页批语一则

右：这里一段写得好，因为，如果从示威者方面写，很难写得好；现在改从被捕的二人写，就别有异彩，而且也紧张。

第十二章

一、第106页批语一则

左下：这一段回忆，段落不清。

标记1处。

第十七章

一、第144页批语一则

左上：此章后半，是写失败的。

标记1处。

二、第149页批语一则

左：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不了了之的；区委会议既没有决定，也没有向上级提出报告，请求指示，只是说市委决定非执行不可而已。

标记3处。

三、第163页批语一则

左上：这一章像是过场戏，是浪费笔墨。因为，这一章所谈到的几个人的行动，犯不着用一章来描写。

这些以艺术标准对杨沫《青春之歌》要求甚严的“眉批”，是这部长篇“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文献，即使再迟也很有必要，很有价值。

因为本文的另一个主角是郭开，所以有必要对他生平材料的谬误再作订正，以便增加茅盾先生“眉批”历史现场的丰富性、立体感。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老鬼著述的《母亲杨沫》说，“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96页）；又说，1959年2月，北影厂在开拍《青春之歌》之前，在厂会议室召开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多人参加的座谈会，郭开也应邀出席。“母亲就坐在郭开的对面。这是个面貌平常，没有特征的三十岁左右男子。”当时“发言之热烈，应接不暇，郭开根本没有招架之力”（第100页）；以及，郭开自述，这篇文章是因《中国青年》记者一再催促而写，“因为从来没写过”（第100页下端）。给人印象，他只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工人。

而我查《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上面记载的郭开生平材料与老鬼著述却出入颇多：郭开，原名郭清正，1933年5月1日生于山西省洪洞县杨洼庄村。郭家是水利之家，几代人均从事治水事业。1946年，郭开就读于北原中学，1947年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土木系水利班旁听。1949年初北平解放，考入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同年5月参军，其后3年随部队南下。1955年转业到一机部（四机部前身），再分配至774厂（北京电子管厂）工作。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博士生对其本人的采访，印证该书所说材料属实，即民间水利专家郭开与批判《青春之歌》的郭开是同一人无疑。他在批评《青春之歌》之前并非“从来没写过”，而是“1956年以笔名郭开发表文章”，比写批判这部长篇的两篇著名文章整整早了三年。

不过，究竟哪一方面的材料属实，还需要进一步做考证和勘误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