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三个版本是指该书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三家大陆、台湾出版单位的印行版本情况。
1985年9月至12月，美国杜克大学的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专业之邀，用英文在北京大学开设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课程录音经时任北大英文系教师唐小兵翻译成中文。198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专题课讲演稿，书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印数5000册。翌年8月，该书印行第二版，印数10000册。关于该书的出版，翻译者唐小兵后来在台湾版“译后记”这样回忆：“八六年秋《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时……只可惜我从八六年夏便匆匆西走美国，来不及校对书稿，结果次年初首次隔洋收读成书时，颇因白纸黑字的错印衍文而难堪窘迫了一番。不料是书迅速重印一万，大有燎原之势……”
1987年夏，杰姆逊教授到台湾讲学，反响强烈而成“风云人物”，故台湾的《当代》杂志有意向在台重新出版杰姆逊的北京讲稿。1989年2月，合志文化出版经译者唐小兵订正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台译詹明信）特地为台湾版撰写序言，该书列“当代学丛”之一。台湾版销售火热，故两个月后，该书再版，1990年1月又再版。1990年5月，该书附录杰姆逊的《意识形态诸理论》一文再次新版，是为台湾版的增订版。
1996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出由乐黛云主编的“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列为“北大叙述讲演丛书”之四于1997年1月出版，该版增加了杰姆逊的台湾版序。在该书的“再版琐记”中，唐小兵这样写道：“在当代学术思潮驳杂斑斓，推陈出新加速的情形下，一本讲解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小册子，竟能流传十年不衰，而且由三家出版社在大陆和台湾一版再版，实在是个令著者和译者都很兴奋的现象。”2005年6月，北大社再次推出该书国际开本的“精校本”，“精校本”效法台湾版，增加了与该书内容关系密切的数幅铜版纸插图，印刷精美。
从1986年到2005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三个版本，共计八次的印行对于两岸增进有关西方当代文化理论的了解，功不可没。杰姆逊教授1985年秋第一次来到中国，来中国之前，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学习了将近三年的汉语，他在北大专题讲座的开场白曾用中文这样表达他的中国之行、介绍他的讲解内容：“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我内心的兴奋，实在不是语言可以充分表达的……我的演讲主要是向各位介绍当代西方的理论与文化里的各种观点和争鸣，从心理分析到后结构主义，从符号学到辩证法传统（也就是通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是讨论的范围。”1984年，杰姆逊升任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同年，他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al of Late Capitalism一文（译为《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该文可谓作者对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对资本主义文化的阶段性和文化症候做出了首创性的分析，引发了激烈和持续的讨论，也加持了他左派理论大家的身份和地位。也许是带着该文发表的余温，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讲稿秉持了他的后现代批判原则和历史整体观，其锋芒和旨趣格外显著，就像他在该书的台湾版序言告诫中国读者一样：“应该由中国读者来决定一种新生的当代中国文化，应该和西方后现代主义（包括理论）保持怎样的关系，同样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是晚期、但同样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逻辑的一部分……那些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宣言中，屡见不鲜的关于欲望、差异的辞术，以及五花八门的新自由，都需要认真地放回历史环境，要放在西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框架中去观察，然后才能评断其自身的哲学、社会性价值。”事实上，该书在刷新大陆理论界耳目的同时，对大陆学界学习西方五花八门的文化理论有着导引作用。以至于不少学者不管赞同还是反对杰姆逊的学术主张，都会不同程度提及初次阅读该书的兴奋、惊异之情。换句话说，西方当代理论尤其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在中国的登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是起着启蒙式的、基础性的作用的。
稍具体说起，如果探寻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旅行轨迹，称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充当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也许不为过。该书在大陆、台湾的出版和热销（颇有意味的是，该书在大陆、台湾两地出版由铅字印刷、激光照排到胶片精印，由32开本到国际开本本身就折射了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刷文化的发展），既可理解为理论界双向回应西方当代理论的姻缘和时代际会，又可理解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意义需要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方法热的大潮和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后的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思想状况等方面来阐发。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历史化”，大体折射出当代西方理论引进和转化的契机和路径，比如1985、1996、2005等这些节点年份，就清晰勾勒出后现代文化理论（乃至后现代主义）被接受、深描的文化地图和景观。这样的文化地图和景观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学界感知现实和世界的理论生产过程——探讨该书价值不是小文的目的，不过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三个版本的出版、再版的时间节点，的确可以观察到理论旅行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理论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融合局面，证实了杰姆逊本人的一个判断：“应该重视的是某种交融汇合，即当今世界各地正不断生产出来的一整批非西方的风格和形式，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结构和形式之间的交汇。”当然，交汇到何种程度，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就像他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在北美引起的争议一样，《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是杰姆逊在中国被广泛阅读和讨论的一本代表作，这部作者唯一没有英文原著的中文著作，在中国获得的学术声誉是“理论之树常青”“生活之树常青”的证明。理论常青是因为其解释的历史效应，而生活之树常青则意味活生生的现实对理论的受纳之深、之广。今年9月22日杰姆逊去世，我想缅怀这位杰出的理论家、批评家，还是有必要提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版本。可以预见，未来的学者，如果要写作杰姆逊的学术年谱，也离不开对《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出版考察。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